三
20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崛起，不仅表现在传统史学的内容及其形式即史书体例得到了更新；而且还表现在旧有的治史方法，也获致了丰富和发展。国粹派探讨新史学，于这方面也十分重视。在他们拟设的国粹学堂的课程中，就列有“历史研究法”一门。其拟讲授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从他们的论述中看，主张中西兼采的思路，还是明确的。
（一）运用“地理环境决定”论解说中国历史现象
众所周知，西方传入的远非科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于20世纪初年曾风行一时。国粹派则热衷于以此去解说中国历史现象。章太炎相信，地理环境的不同，决定了各处人们的语言、情感、风俗与政教的差异：“寒水之地言齐箫，暑湿之地言舒绰，瀛{K1BB15.JPG}之地言恢诡，感也。故正名隆礼兴于赵，并耕自楚，九世王胜怪迂之变在齐稷下，地齐然也”（《原学》，《訄书》重订本）。他还以此去说明戴震皖派朴学与桐城派的对立：太湖之滨，其民佚丽，喜为文辞，故江淮间以文章见称的方苞、姚范诸人，“皆产桐城”。戴震起休宁，其地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耐劳，故其求学多深邃，皖派朴学起于斯。“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清儒》，《訄书》重订本）。桐城、休宁，一为平原，一为高原，地理环境的不同，决定了前者之士乐文彩，后者之士乐经术。二者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
在国粹派中，刘师培对中国古代学术源流的辨镜，用力最多；而其赖以申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也恰恰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他说，据西人那特轻的《政治学》诸书可知，山国之地，土多地瘠，交通阻隔，其民“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泽国膏腴便捷，其民“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特立之风”，学术也因之互异。所以，毫不奇怪，东周以降，中国学术不仅日分南北，且以山地，泽国之别，各异其趋：齐园背山临海，与罗马国同，故有管子、田骈之学，“以法家之实行，而参以道家之虚无”。若邹衍谈海，则又活泼进取之证；西秦三晋之地，山岳环列，民风强悍，故申、韩、商君“法家者流，起源于此”；鲁承周公之典，习于缛礼繁文，“儒家亲亲尊尊之说，得而中之”。宋承殷人事鬼之俗，墨子尊天明鬼之说，得行其间，“盖山国之民修身力行，则近于儒，坚忍不拔则近于墨。此北方之学，所由发源于山国之地也”；楚北临汉江，南极潇湘，地为泽国，故老子之学起于其间。“从其说者，大抵遗弃尘世，渺视宇宙，以自然为交，以谦逊为宗。如接舆沮溺之避世，许行之并耕，宋玉、屈平之厌世，溯其起源，悉为老冉之支派。此南之学所由发源于泽国之地也”（《南北诸子学不同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2期）。刘师培认为，是为诸子学因地理而异，实则，经学、理学、考据学、文学、艺术等，无不皆然。所以他又撰有《南北经学不同论》、《南北理学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论美术援地而区》等文，以申其说。
国粹派用非科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去解释历史现象，当然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来。清中叶，桐城派与戴震为首汉学家的交恶，有着政治、学术思想多方面的原因。章太炎之归结为桐城、休宁两地的不同地理环境使然，显然失之牵强；刘师培复推而广之，把历史上各种各类的学术流派，一概按地理区分南北派，其武断也更明显。但是，也应当指出，他们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风俗、学术分布的影响，却又有其自身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刘师培，主观上也都没有将地理条件绝对化。章太炎在《原学》中指出，“地齐限于不通之世”，随着交通日开，地理的作用日微，今日应更注意社会的因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訄书》重订本）。刘师培也指出，随着学者间的交流增加，南北学派之差异，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二）初步尝试对中外历史现象作比较研究
国粹派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共性，比较中外历史文化现象的异同，有助于对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现象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节认为巴比伦的古碑，“虽谓之吾国古史无过矣”。章太炎强调，希腊诸国历史当视为与中国历史息息相通：“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中国通史略例》）。事实上，国粹派已经开始尝试运用这一比较研究的方法。例如，刘师培认为，洪荒时代，民智初萌，其察事物，知具体不知抽象，言词简单，与后世不同。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举出中外事例：达马拉人举数以左手撮右手指，其数至五而止；而考中国文字，“五”字以下咸有古文，“六”字以上咸无古文，可见古人同样以五为止数（《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6册）。章太炎亦然。他在论证上古以多占牛羊为贵时指出：上古亚衣伦图，有亚柏勒罕法典。其定部酋之富，非据土地，而视牛羊之数。凡外部人逃奔入境，即由牝牛贵人统以征伐，略夺他部畜产。上古希腊、加尔亚特、罗马、沙逊、佛朗哥、斯拉夫人，无不如此。所以，“上世畜牧善豢者强。《易》曰：‘离，丽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其卦言：‘畜牝牛，吉’。此谓牝牛贵人集合逋逃以编军队者。唐、虞州伯称牧，牧亦视牛。及夫赁贡纳，悉自贵人定之，则井田食邑自此始矣”（《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因时代条件的局限，国粹派的比较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简单类比的层面上，难免牵强，但它毕竟开拓了视野，提示了一种为旧史家所未曾有的新的治史思路。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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