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许之衡批评章太炎“挂一漏万”，实出误解，因为他明明说：“《通史》之作，所以审端径隧，决导神思。其论人事浩穰，乐胥好博之士，所欲知者何既，旧史具体，自不厌其浏览”（《中国通史略例》）。其本意不在求博，而在以“新思想”为旧史决导新路。所谓“所搜颇挂一漏万”，实际正反映了他力求简括的特色。同时，认断代必成君主易姓的符号，也失之偏颇。不过，许之衡认为章太炎拟定的体例，仍未脱司马迁纪传体的窠臼，而它已不能适应于今天的需要，却不无道理。章太炎的体例架构，虽在思想指导已与旧史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形式结构上，毕竟因袭多于创获。同时，许之衡相信，“表志、列传、纪事本末，无一不当别为书，沟而合之则必无良史”，也许有失绝对化；但他强调必须采用上古、中古、近古之类更能彰显社会历史进化动态的西式断代法，却又涉及到了应如何对待中西不同的史书体例问题。
章太炎认为，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以书志为类，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划期；二者各有长短，为“知古今近代之轨”，可以“互为经纬”。但他又强调，分时代的方法只适于学校教科书，专门研究则只能用中国书志的体例（《中国通史略例》），显然未能将自己“互为经纬”的见解贯彻到底，而失之绝对化。事实上，实校教科书未尝不需要分析事类，而专题研究也未尝不需要分时代；二者虽有偏重，但于两种方法，实难截然分开。对此，刘师培的见解较为客观，他说：“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分时代近于中国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这是肯定了分时与分类原是中西史学都使用的普遍的方法，只是其具体表现形式有不同而已。他以为，中国通史教科书固然当以时代区先后，但涉及制度文物又不能不用分类，只是于分类之中未尝不可“隐寓分时之意，庶观者易于瞭然”（《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所以，在国粹派中关于新史书体例的见解不一致，章太炎、黄节等人重传统的纪传体，不用西式分期及西书体例；而刘师培、许之衡等人则相反。刘师培的《中国历史大略》（《中国白话报》第19期）分中国历史为四期：上古时代：三皇五帝至周；中古时代：秦至唐；近古时代：梁至明；近世时代：清。我们在下面即将谈到，其《中国历史教科书》将分时与分类相结合，更是完全采纳了西方近代史书的体例。
（四）关于建立中国史学新体系的初步构想
国粹派不仅探讨了新史学的理论、内涵、编撰体例等问题，而且提出了效法西方，建立近代化的中国史学新体系的初步构想。他们深感中国传统史学表面称盛，实则其研究的领域过于偏狭。自《六经》以下有《史记》，籍八书十表综合大政，虽不失宏博，但将数千年的历史尽括于100多篇之内，失之过简。史迁虽圣， 挂一漏万，已属难免。《史记》而后，每况愈下，迄隋代，“中国并欲求一极残剥之政治史、宗教史、学术史、教育史，而不可得”。其后虽有《三通》、《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崛起一时，稍稍张大其军，但旧史学终无法改变自己偏枯衰微的命运。马叙伦认为，造成中国旧史学偏枯衰微的原因有二：一是过分尊史，使之神秘化了：“若夫中国殆尚震{K1BB13.JPG}子史名之尊，一若史者有不可及之阶级，非大通者不能作，于乎此中国史之所以衰也”；二是于“史”的概念，理解过于狭隘。为此，马叙伦提出了“析史”之名，实现“史学大同”的主张。他认为，史乃群籍的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不必斤斤于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四部分的划分，而作茧自缚。应当承认，史学并不神秘，凡历史上的事物能引起今人的研究兴趣，且能成一家之言者，无论是通人著述，还是野叟感言，莫不可谓之“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历史界始大同”。马叙伦的所谓“析史而万其名”，实现“史学大同”，说到底，就是要求打破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和偏枯僵硬的体系，使史学研究从内容到形式都趋向多样化，从而大大扩充其堂{K1BB14.JPG}，建立起近代化的中国史学新体系。所以，他提醒人们注意近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过程：“有政治史，而复析为法律史、理财史；有学术史，而复析为哲学史、科学史；美词有史，修文有史，盖骎骎乎能析史而万其名矣，此欧美之所以为欧美欤？”（《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1903年第16号）
马叙伦上述“史学大同”的见解，发表于1903年，而在1907年国学保存会公布的《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中，它已被具体化为相当完备的学科建设计划。在此课程表中，国粹派开列了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宗教学、社会学、史学、考古学、哲学、地舆学等21个学科。史学虽然仅列为其中的一个学科，但其他学科除“译学”一门外，实际上均可归入广义的史学。例如，社会学下分：古代社会状态、中古社会状态、近代社会状态；哲学下分：古代哲学、佛教哲学、宋明哲学、近儒哲学。即可见其一斑。就其学科下所设计的具体课程而言，总数竟达100门之多。其中，史学一门下分：年代学、古事年表、历代兴亡史、外患史、政体史、外交史、内乱史、史学研究法9种；典制学一门下分：历代行政之机关、官制、法制、典礼、兵制、田制、制度杂考7种。如此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叙伦的原有见解，实际上被修正了：一方面，“史学大同”的提法，为明确的“学科”划分的概念所代替。原被看成无所不包的史学，又被认定只是众多学科中的一门；另一方面，这又不妨碍他们看到作为专门学科的史学，有着自己不断扩大的独立的体系。此种广义与狭义史学概念的统一，反映了国粹派近代意义的学术观念和史学学科观念，已渐趋成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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