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谢铎《伊洛渊源续录》的朱学特色
谢铎（公元1435-1510年）字鸣治，明浙江太平（今浙江温岭县）人，学者称方石先生，英宗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孝宗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擢南京国子祭酒。翌年，谢病归，家居近十年，后复出，擢礼部左侍郎管祭酒事；武宗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卒，享年七十六，赠礼部尚书，谥文肃。他熟谙经史之学，尤其注重史志的经世功用，曾奉诏修英宗、宪宗诸朝实录；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又奉诏校勘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对朱熹此书十分推崇，上言宪宗，称“《纲目》一书，帝王龟鉴，……愿陛下以古证今，兢兢业业，然后可长治久安而载籍不为无用矣”（《明史》本传）。说明他不仅非常重视史志对于当世的垂鉴作用，而且特别服膺朱熹的史著，其朱学的思想倾向十分清楚。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作《伊洛渊源续录》（以下简称《续录》）以“续”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用意了。
谢铎《续录》凡六卷，成书于明宪宗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即他奉旨校勘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之后七年。《续录》之作，可能始于成化九年以后的数年间。这部书的朱学特色突出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从该书的编纂意图来看，它以表彰朱学、承续朱学道统之传为己任。
谢铎在《续录·前序》论及其编纂意图时说：
昔晦菴先生尝取周、程、张子之书，绪正表章，以示当世。既又虑夫世之学者，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乃复取其平生出处履历之详，以及师友之所授受者，粹而录之曰《伊洛渊源录》，以见圣贤之所谓学者，皆言行一致，体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该于事，事之未始不根于理也。
先生既没，其遗言绪论散见六经、四子者，固已家传而人诵矣。独其授受源委，与夫出处履历之详，穷乡下邑之士，或所未究，则无以尽见其全体大用之学。铎僭不自量，于是窃取先生之意，具勉斋撰《行状》，与其师友之间凡有预闻于斯道者，定为《续录》六卷，以见先生继往开来之功，于是为大，而是录之不可以不续也。
朱熹作《伊洛渊源录》之前，曾将周惇颐、张载及二程兄弟程颢、程颐论学要旨辑录成书，命名《近思录》。谢铎所谓“昔晦菴先生尝取周、程、张子之书，绪正表章，以示当世”，即指此而言。后朱熹又虑及“世之学者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于是将上述诸子的生平学行以及师友传授的有关资料“粹而录之”，成《伊洛渊源录》一书，以便让“世之学者”得“圣贤”之“所以言”，了解“圣贤之所谓学者”的真谛，说明朱著《伊洛渊源录》，归根到底，是旨在弘扬周、张、二程诸子所开创的理学，为他们在“圣学宗传”中确立历史统绪，肯定他们作为“道统”传人的历史地位。谢铎作《续录》也是本着这一精神的，故说：“铎僭不自量，于是窃取先生之意”，“定为《续录》六卷”。所谓“窃取先生之意”，是指朱熹当年作《伊洛渊源录》的本意，这已如上所述。所谓“以见先生继往开来之功于是为大”，是指《续录》之作旨在表彰朱熹在“继往圣开绝学”方面，尤其以弘扬理学、承续道统之传的贡献最大。
由此可见，谢铎《续录》之作是为了接续朱著《伊洛渊源录》之遗绪，表彰理学，弘扬道统。只是二书表彰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即是说，朱著《伊洛渊源录》着重表彰的是二程伊洛之学，以便确立它在“圣学”传承中的正宗地位，而谢著《续录》着重表彰的是朱学，以便为它确立上承伊洛之学的历史统绪。谢著《续录》旨在为朱学续道统之传的编纂意图，其朱学特色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从该书的内容来看，它以朱熹为宗主，以朱学为正传，专门辨其授受源委，考其道统源流。
所谓“以朱熹为宗主”，是指《续录》以朱熹的师承传授作为全书的主线而言。它始于罗从彦、李侗，辅以张栻、吕祖谦，继以蔡元定、黄榦、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廖德明、辅广、杜方山、赵师渊等朱熹门人，终于真德秀、何基、王柏等朱门后学，为之立传者共21人。
《续录》以罗从彦、李侗开卷，是因为他们同为朱熹思想的渊源所自，而李侗则为朱熹所直接师承，这已经为理学史上所公认的事实。从师承传授看，李侗从罗从彦受业，“尽得其所传之奥（《续录》卷一《豫章罗先生》）。据说，罗从彦曾令李侗“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相从累年”（同上）。李侗遵从师命，“讲诵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来发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同上卷二《延平李先生》）；而罗从彦本人则师事杨时，从学“二十余载，尽得不传之秘”（同上卷一《豫章罗先生》）。至于杨时，如所周知，他是二程兄弟的高足，自称于神宗元丰年间，“尝受学明道先生之门，得其绪言一、二，未及卒业而先生没；继又从伊川先生”（《龟山集》卷四《中庸义·序》）。杨时南归，程颢尝谓“吾道南矣”。说明在程门中，杨时得二程伊洛之学的正传。罗从彦虽非朱熹所直接师承，但却是上接二程伊洛之学正传的关键人物。《续录》以他为开篇，显然是为朱熹确立上承二程伊洛之学的历史统绪。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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