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录》之辅以张栻、吕祖谦，是因为他们同属南宋理学大家。张栻是南宋湖湘学统的奠基者，吕祖谦是婺学的代表人物，以“中原文献之统”著称。他们与朱熹同时，在发展理学方面各有独特的建树，故有“东南三贤”之称。《续录》辅以张栻、吕祖谦不但符合南宋理学史的实际情况，而且更能衬托出朱熹在发展理学方面的宗主地位。
全祖望说：“朱门授受，遍于南方。”（《宋元学案》卷六十九《沧洲诸儒学案·序录》）这是实情。从《续录》所辑录的朱熹门人和后学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他们主要来自福建、江西和浙江等地。值得指出的是，《续录》为之立传的朱熹门人、后学，多为朱门的正传。例如，蔡元定为闽中“朱学干城”（同上卷六十七《九峰学案·序录》），居于“领袖朱门”的地位（同上卷六十二《西山蔡氏学案·序录》）；黄榦是朱熹的女婿，在光大朱学方面有殊功，被视为朱熹之正宗嫡传；李燔、张洽、李方子、廖德明为朱门嫡派“沧洲诸儒”的“宿老”（同上卷六十九《沧洲诸儒学案·序录》）；叶味道来自温州，“师事文公（朱熹），率本程学”（同上卷六十五《木钟学案》本传）；陈淳于“沧洲诸儒”虽为晚出，然“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同上卷六十八《北溪学案·序录》）；杜方山、辅广、赵师渊也属“沧洲诸儒”中之皎皎者。至于真德秀，他被誉为朱熹死后之“正学大宗者”（同上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学案·附录》全祖望按语）；何基“学于勉斋（黄榦），得朱氏之传”（同上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本传），为朱熹之再传弟子；王柏师事何基，为朱熹之三传弟子。何、王诸子均为金华朱学的主要传人，后世奉为理学正宗。
由此可见，《续录》所“续”者，主要是朱熹的门人、后学，虽列入《续录》者人数不多，但在光大朱学方面均有独特的建树，同属朱学之正脉。它之以朱熹为宗主，专门记述朱门授受源委的朱学特色，是十分鲜明突出的。
所谓“以朱学为正传”，是指朱熹的学说深得“圣贤经训”之“遗意”、“独得”“圣贤经训”之“大旨”而言。
朱熹一生十分注重儒家经书的传注。他认为，“圣贤经训”之明晦，关乎“圣贤道统之传”的盛衰。于是，他竭精虑神，“研穷圣贤之经训”，几乎遍及所有经书，以探明其原意，发明其“大旨”。《续录》对此记载尤详，它通过征引黄榦撰写的朱熹《行状》，而突出说明两点：一，朱熹的传注深得“圣贤”之“遗意”、经书之“本义”；二，朱熹对北宋理学诸子之书所作的“裒集发明”，使其“继孔孟道统之传”的“微言大义”“得以盛传于世”。由前者，说明朱学实得孔孟“圣学”之正传；由后者，说明朱学在弘扬“孔孟道统之传”方面，实有“继往开来之功”，对朱熹在道统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为了说明朱熹在道统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作者还对道统传承的情况进行历史的考察，指出：
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同上）
这是说，自周以来，道统之传经历了一“微”一“绝”的变化，而足以光大道统之传，使之由“微”而显，由“绝”复兴者，只有两个人：前有孟子，后有朱子，认为“圣道”之传，孟子和朱熹同功。必须指出，这种“孟朱同功”的道统论，是南宋以来朱学学者的共识。南宋朱学传人魏了翁说：“圣道既熄，而关洛之学兴。微朱子，予不知圣传之与俗学果孰为显晦也。韩子（韩愈）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同上）这是南宋以来道统论中主“孟朱同功”说的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续录》如此突出朱熹在道统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其朱学特色的又一重要表现。
第三，从该书的体裁来看，它完全仿照朱著《伊洛渊源录》所开创的学案体的编纂形式。
如果说，学案体的学术史著作是以朱著《伊洛渊源录》为其开端，那么，谢著《续录》则是继其后的又一部学案体的学术史著作。从编纂形式看，《续录》具有学案体学术史的基本特点，如因人立传，言行并载，按理学家在道统传承中的地位论其先后，定其次第，于记行之外，又另立记言栏目，以记其思想学说、师友评论等。但是，《续录》在编纂体例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它对于材料的编排和取舍较之朱著《伊洛渊源录》更具有明显的朱学宗派性质。
首先，从立传的对象看，朱著《伊洛渊源录》是旨在表彰北宋二程伊洛之学，专门记其渊源流变。但是，它对于这一时期的其他重要学派，如张载的关学和邵雍的象数学，也为之探源溯流，单独立传。就是说，其立传对象不局限于二程伊洛之学一派。《续录》则不然。它专门记述南宋朱学一系的授受源委，并且着重于杨时所开创的“道南一派”，而对于这一时期的其他重要学派，如陆九渊的心学，叶适的永嘉之学和陈亮的永康之学，则付诸阙如，不辨其源流，不为之立传。《续录》虽然为张栻、吕祖谦立传，但是，从思想体系看，他们仍属于程朱学派的理学。况且，《续录》之辅以张、吕二子，目的是为了突出朱熹在理学传承中的宗主地位。其编纂体例的朱学宗派性质，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从立传的材料来源看，朱著《伊洛渊源录》所立诸传，无论是传记或遗事，多采自各家所撰的行状、年谱、墓志铭、语录、闻见录和文集等材料，因而具有较高的可信性。《续录》所立诸传，大多取材于《宋史·道学传》和《儒林传》，如张栻、黄榦、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诸传，均录自《宋史·道学传》；吕祖谦、蔡元定、廖德明、叶味道、真德秀、何基诸传，均录自《宋史·儒林传》；甚至有关传主的言论、著述和遗事，也多采自《宋史》。《续录》之所以大多采用《宋史》的转手材料，除了说明作者的治学态度不如朱熹严谨外，更重要的还反映了作者的宗派观点。因为《宋史》“道学”、“儒林”诸传的编纂就带有明显的宗派性。清人曾经指出：《宋史》的编纂是旨在表彰道学，弘扬程朱理学，“而尤以朱元晦为宗”（钱大昕《甘二史考异》卷八十）；而首开正史于“儒林”之外另立“道学”门户的先例者，也是《宋史》。（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一）。可见，《续录》诸传的编纂多取材于《宋史》“道学”、“儒林”两传，是与《宋史》的宗派性有关的；而这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续录》的门户之见。
总之，从立传的对象、立传的材料来源、材料编排和取舍等方面看，《续录》在编纂体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朱学宗派性质，是十分突出的。正因此，清人曾谓谢铎“是录之作，其亦不出门户之见矣”（《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一《伊洛渊源续录》提要）。
综观谢著《续录》一书，无论是从它的编纂意图、编纂内容，还是从它的编纂体裁而言，都具有十分鲜明的朱学特色。在明代前期朱学在思想界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又使该书的朱学特色带有明显的宗派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谢著《续录》的上述特点，是明代前期朱学统治确立的历史产物。它表明：每一时代的社会思潮总是制约着该时代的学术史研究的，它决定着该时代的学术史研究的走向，规定着该时代的学术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及其内容和特点。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