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宋以后编年体的勃兴及章衡、司马光的贡献
北宋以后编年体再度复兴，并逐渐达到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编年体的发展，是以人们对隋唐以来纪传“一体单行”的弊端进行激烈的抨击而拉开序幕的。
（前面曾经提到，）隋唐时期不仅新的编年史不多，过去的也大多亡佚。到宋初修定《崇文总目》时，史部编年类中就只能见到前后《汉纪》、《三十国春秋》等几部书了。人们要想了解历史，只有去读历代正史。这就给历史知识的传播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同时也给史学的应用和发展带来了危机。
以北宋时期为例，当时前代正史已有“十七史”之称，总数超过一千五百卷。即使身居大都通衢的文人学者，面对如此浩繁的书山字海，也只有兴叹而已。其结果正如刘恕所说，“司马迁始撰本纪、年表、八书、世家、列传之目，史臣相续，谓之正史。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惰，庄子文简而义明，玄言虚诞而似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浸微矣”。（19）刘恕将纪传史遭受冷遇的原因归于“承平日久，人愈怠惰”，虽欠允当，但所举之例则确有其事。就以著名学者司马光来说，初亦“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至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20）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纪传史传播之不易和不受读者的欢迎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司马光深恐其灭绝。所以他在给刘恕的信中忧心忡忡地说：“今国家虽校定摹印正史，天下人家共能有几本，久远必不传于世。……以此欲告道原存录其律历、礼乐、职官、地理、食货、刑法之大要耳。”（21）
时至明清，纪传史的境遇更是每况愈下。清初邵远平说：“近世后生小儒日趋卤莽，有叩以廿一史名而指不能屈。间有一二读书嗜古亦盲腐焉，止耳扶风焉，求其能读《后汉》、《三国》、《五代》者，盖什佰一焉。能读《新唐书》者，百未必一。至宋、辽、金诸史，尘束高阁，直可蜡以覆车。原其所以，虽由帖括之学日陋，空巯剽窃，士不知古，而亦以诸史卷帙繁重，浩如烟海，购既不易，读之益难。史学榛芜，职是之故”。（22）
综上所述，隋唐以来史书编撰的趋势不利于史学的普及和应用，阻碍了史学的发展。要想扭转这种状况，就必须对史书的编撰进行改革，打破一体单行的被动局面。那么，又如何去改革呢？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看，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在编年体上去作文章。因此，北宋以后在史学领域中又出现了第二次，而且是规模更大的一次编年体复兴运动。
编年史具有叙事简要的优点，早已为实践所证明，尤其在纪传史积累日多的情况下，这一优点就显得更加可贵。这是北宋以后编年史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即这种体裁更合乎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的需要。欲阐明这个问题，还要从北宋王朝的建立，以及建立后在政治上采取的某些措施说起。
赵宋王朝是经历了唐末五代动乱之后建立起来的。自唐朝中期藩镇割据开始，封建皇权便受到了蔑视，五代时期更有甚者，在短短的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二君，亡国被杀者八。为夺帝位，子可杀父，臣可弑君，一般的士大夫也毫不顾及礼义廉耻，虽“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23）
有鉴于此，北宋王朝建立后，便厉行集权，加强朝廷的统治力量。同时，统治者意识到，要想彻底消除前代弊病，使赵家天下长治久安，还必须重整纲常。为此，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以儒学为核心，糅合进佛道思想，使之更富于思辨的色彩和理论的内容，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理学。
理学是统治阶级为伦理纲常制造的一个哲学根据，它的建立对其他各门学科，尤其是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史学，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北宋时期在史学领域中掀起的编年史复兴运动，与理学的宗旨恰恰不谋而合。清末学者刘咸炘在评价宋代史学时曾说：“宋人之于史有通病焉，数言可以尽之。盖高言《尚书》、《周官》、《春秋》、《左氏》而不明于马、班。于《尚书》又惟知训戒，于《春秋》又惟求褒贬。其治史则重议论而轻考索，于史迹则重朝代之兴亡而忽风俗之变迁。于史体则好编年之严而昧纪传之广”。（24）刘氏所言虽不无偏颇之处，却道出了宋史学厄于经家义理之说的特点，还指出了“知训戒”、“求褒贬”、“重议论”与编年体的内在联系。编年体叙事简要，侧重政治，便于议论，用它来知训戒，求褒贬，当然再合适不过了。编年体的始祖《春秋》又是专讲“尊王”和“大一统”的，这不仅与理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相同，还与明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专制主义日益强化的特点具有一致性。因此，尽管清代学风与宋明时期大不一样，但编年史的地位却有增无减。例如清代修定的《明史艺文志》便将纪传、编年同归于正史类。乾隆年间，四库馆臣更明言：“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于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2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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