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圣关系问题，就大体而言，它是文化之纲，关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全局；就实质而论，它是文化之核，决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本质。如果说王与道的关系问题，其根底在于寻求权威合法性，那么王与圣的关系问题，其目标则在于确立权威理想性。圣是道的人格化，王圣关系问题是王道关系问题在人的社会角色上的展开。
一、文化转型：从神化到圣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以春秋战国为界，此前以崇拜上帝、上天为主；其后，以崇圣为主。由崇神向崇圣的转变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转型时期的一大创造，也是一大特点。
殷代思想文化以及人们的精神情感，沉湎于“率民以事神”的氛围之中。从现存的资料看，殷人对神还缺乏终极追求意识，也缺乏道德意义。他们崇拜上帝诸神，一方面是神主宰着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另一方面，他们所求于神的，大抵只限于实用价值，即对吉、凶、祸、福进行判断和选择。因此，还处于宗教的初级阶段。
周取代殷，对殷人的上帝崇拜有因有革，这表现在“祈天永命”和“以德配天”的有机统一。从现有资料看，不能说周人仅仅把上帝、上天当做工具使用，他们在思想情感上依然十分崇拜上帝、上天，而且十分投入。但与殷人相比，也有重要变化，这就是神人相需、互补、互动，其中枢是“德”。天唯德是佑，人则以德配天。在这种关系中，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明显增加了，而这又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周初诰命中反复强调的“敬”、“慎”、“无逸”，以及有关“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注：《尚书·君奭》）的警告，都可视为理智的标志，也可称之为实践理性。这里强调一点，即周人的智慧和贡献与其说是上述观念的本身，毋宁说是它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意味着：在敬神中会把神抽空，或者说，实践的理性不可避免地要把神性排挤到后边。
春秋战国的社会变动为这种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历史条件，给人们的历史创造性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在复杂的社会角斗中，人们进一步悟出了如下的道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注：《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注：《左传·桓公六年》。）重民，主要是从政治力量上讲的，如何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就需要智慧了。于是在用人问题上，突出了用贤和使能，于是有“使能，国之利也”（注：《左传·文公六年》）之类观念的兴起，有以贤能为“国宝”之喻。在用贤、使能的浪潮中，“圣”被凸现出来。从认识运动看，春秋时期突出圣人，反映了认识的深化，即理性的进一步发展；从历史的运动看，突出圣人，反映了神的功能的下降，人的能动性的上升和对自身力量的信心的增长。
在把“圣人”推向理性的化身和人类的救星这一历史运动中，老子和孔子有着特殊的贡献。在老子那里有两种圣：一是用形而上的方法“得道”之圣；一是凭借直观感觉之智规范事理之圣。老子认为后一种圣人是世俗之圣，只懂形而下之事，把握不住事物的本质，只会带来灾难，对这种凡俗之圣应摈弃。反之，那种以形而上的方式“得道”的圣人才是真正的圣人。老子的观念无疑有极大的偏颇，但他推崇形而上的抽象，无疑大大推动了理性认识的发展。而这正是圣人的本性之一。
孔子从社会历史的角度高扬了圣人。圣人最伟大的功能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关乎理想国的头等大事。在孔子看来，尧、舜还有点不够格。“博施于民”表达了圣人道德的高尚和当政的目的性，“能济众”则表示圣人的社会历史作用和功能。圣人的历史作用无以复加矣！
老子、孔子是春秋战国新兴文化的两位巨擘，他们虽都不否定神鬼，但由于崇尚理性和相信人的能动性而把神鬼放在侧位，而理性及其实现是由圣人来承担的。沿着老子、孔子的思路，后来更加高扬圣人。终战国之世，基本上完成了思想文化由崇神向崇圣的转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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