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本世纪初，那部分“出生”在我国西北敦煌、吐鲁番和黑城等地的汉文及非汉文文献被迫“移居”俄国以后，我们无从知晓其处境如何，直到五、六十年代，从原苏联学者整理出版的文献目录、刊发的有关文章及主要是提交给国际东方学家大会的论文中，开始对这部分流落海外的文献有了一些了解，但亦不过鳞爪而已。九十年代初，中俄两国合作出版俄藏中国文献的消息令人振奋：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献部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大型图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合作编辑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目前，这两大工程已全面启动，并且进展顺利，前者已出版第一册至第四册，后者已出版第一册至第三册（为汉文文献），第七册（为西夏文文献）。中俄两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成功合作，使掩藏于深宫近一个世纪的文献得见天日，人们终于可以见到大部分“落户”俄罗斯的敦煌和黑城文献的本来面目。中俄两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隔膜了太长的时间以后也走近了许多，以此为契机，我们得以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有多一些和直接一些的了解。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是俄罗斯研究东方学的国家级主要研究机构之一，也是俄罗斯汉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这里荟萃了俄罗斯东方学界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集中了数以万计堪称世界级珍宝的东方学文献。依据中国、俄罗斯科学院科学合作协议，1997年6月至9月，我访问了俄罗斯。逗留期间，承蒙俄科学院院方的安排和学界同行的支持帮助，访问了科学院东方学所，参观并阅览了东方学所所藏有关图书、手稿写本，并接触了部分库藏。以下就自己在东方学所所阅、所见及所感，特别是对该所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作一概要介绍，仅供学界参考。设在莫斯科的俄科学院东方学所本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面临着机构的调整和经费的重组。东方学所下设三个图书机构：公共图书馆、汉学专业图书馆和东方学所分所图书馆，前两个图书馆均设在莫斯科本部。成立于1958年的汉学图书馆，其藏书以东方各国语言的近现代文献为主，俄科学院另一个以研究东方国家近现代状况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机构-远东所同样有一个以东方各国语言文字现代文献为其藏书特点的汉学图书中心，作为俄科学院机构调整的先期准备，东方所汉学图书馆与远东所汉学图书中心合并，东方所汉学图书馆馆藏全部划归远东所汉学图书中心，成立科学院汉学文献中心，新的中心设在远东所。我在俄期间，正值两馆合并的运作时期，东方学所图书馆已经关闭，新的中心尚未全面正式开放。除浏览部分远东所原有的藏书目录外，文献图书未能寓目，不无遗憾。就我的专业而言，此行的目的，是希望对中亚古代史藏书的全面情况和俄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具体情况有所了解。这部分古代东方学图书文献资料均收藏在另一所东方学研究的殿堂-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圣彼得堡东方学分所，因而成为我此行访问的重点去处。
今天我们在涅瓦河畔见到的东方学所彼得堡分所，以东方学文献的世界三大收藏地之一而闻名于世。循着彼得堡分所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东方学文献这条主线始终贯串着东方学所的生命之旅，东方学所机构的诞生，研究队伍的形成和成长，乃至研究工作的开展，无一不为这一主线所牵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东方学文献，东方学所也就无由存在，东方学所走过的历程就是一部收集、整理、研究东方学文献的历史。纵观东方学所的发展历程，以1931年科学院东方学所成立和1950年东方学所本部迁往莫斯科为标志，东方学所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东方学所正式成立于1931年，诞生的生命却孕育已久。建所之初入藏所内的文献资料，其收集积累已经经历了近一个世纪，正是这前期的工作奠定了东方学所藏书，尤其是中国学文献资料的基础。我们把1931年以前的一个世纪作为东方学所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说到这个发展阶段的前期，我们要讲述一个故事，17世纪的最后几年，一位急于打开黑海出口的俄国沙皇，用一年的时间建立起一支海上舰队，然后水陆两路进攻土耳其，亚速海遂落到了俄国手中，这位沙皇便是彼得一世。他的野心很大，但取胜土耳其后并未匆忙再进，而是以下士的身份参加了一个考察西欧的使团，用一年的时间对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风俗进行了解和学习。20年后，当他派兵侵占了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全部土地，妄想打到中国的长城脚下时，这个古老东方民族文化和文化遗产同样让他感到兴趣，不过，这次他采取的是“拿来”主义。以后的沙皇政府和外交使团的成员，一直继承了彼得一世的作风，19世纪初，通过各种外交使团“拿来”的包括中国文献和文物在内的东方文献，已经分散在当时的首都彼得堡的各个外交、科研、文博等机构中，一个统一收藏东方文献的机构应运而生。
1818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委员会，即后来著名的亚洲博物馆宣告成立，它就是东方学所的前身。亚洲博物馆同时还担负着收集、购买各种文献以充实东方文献书库的使命，因此博物馆成立后，最先启动运行的是图书系统。亚博图书馆的基础藏书主要由两个机构提供，一个是民族陈列馆（即现在的民族博物馆），馆内所藏为彼得一世以来从东方各国收集和购买到的文献资料及文物，文献并入亚洲博物馆，文物则留在民族陈列馆。另一个向亚博提供文献图书资料的主要机构是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该馆于18世纪已经收集到了相当数量的阿拉伯文及满文刻本。40年代，и·к·罗索欣负责组织整理和翻译馆内所藏满语文献的工作，他在组织翻译班子的同时，自己翻译满语写本17卷，与此同时，他为科学院图书馆补充新的中国学文献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1747年到1756年的10年间，他不仅收集散在民间个人手中的藏书几十种，还争取到北京俄国教会方面的收集品上百种，占1818年科学院图书馆移交亚博中国学图书总数的三分之一。遗憾的是，关于这些图书的具体内容尚无从得知其详。
亚洲博物馆成立后不久，俄科学院任命三位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专家п·и·卡缅斯基，н·я·比丘林和п·д·施林格为俄科学院通讯院士，以表彰他们的优秀表现和卓越贡献，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学在俄的地位和影响。三位科学院通讯院士级的中国学家对19世纪俄中国学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为亚洲博物馆收集大量中国学文献。由于他们的努力，从1829年开始，亚博陆续接收了北京俄国传教士提供的中国学收集品，又从法国汉学家儒莲处通过交换复本获得一批资料，根据儒莲提供的线索，收购了包括《天文图》在内的图书资料。通过上述各种途径，亚博图书馆中国学的图书藏量的增加初见成效，1856年，其中国学图书已达1400种，比1818年亚博成立时科学院图书馆移交图书的总数超出四倍。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有关中国学的成果发表，但为数不多，有人评价说，亚博从成立之初到20世纪的中国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由于建馆之初的工作重点实际上仍然放在文献的收集上，因此，п·и·卡缅斯基，в·п·瓦西里耶夫，п·я·卡法罗夫等著名中国学家往往是在亚博以外的机构，如彼得堡大学，北京俄国教会，或是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以及后来的外交部亚洲司开展活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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