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的后期，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到1931年。世纪之交，亚洲博物馆迎来了中国学发展的新时期。大批珍贵的文献文物，从分布在中国西北的甘肃、新疆和内蒙等地的一座座天然博物馆被劫持到了彼得堡，陆续送进了亚洲博物馆。这批文献无言地在亚洲博物馆的发展史上树起一座界碑，成为该所发展新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19世纪末到1915年，俄国先后多次派出考察队，前往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和发掘，劫获大批文献文物，与此同时，俄国驻上述地区，主要是新疆地区的外交人员以其便利的条件和特殊的身份收集散在当地民间的文献文物，数量可观。上述劫获品和收集品除极少数外，绝大部分收藏于亚洲博物馆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由于所获文献来源分散，数量庞大，加上文种和内容的庞杂，中间又多经转手，考察收集时的原始记录及入库时的入藏登录均不完备，因而造成库藏记录出现程度不同的混乱，表现在库藏记录的文献来源与文献的实际来源不符，库藏记录的文献数量与实际数量有出入，有些收集品甚至在库藏记录中找不到着落，实际存在的文献又不见库藏目录，诸如此类的问题，将在以下的论述中列举。以下依亚洲博物馆所藏文献发现或收集的地点、时间，兼及文种，对其中的主要部分作简要介绍：
敦煌劫获品：1914年，由俄国科学院院士с·Ф·奥登堡率领的中国西北考察团第二次前往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此行的主要目标是甘肃的敦煌，在敦煌，他们获得了18000件以上的写本和壁画，丝织品等文物。（注：с·Ф·奥登堡《千佛洞》，《东方》第二册，1922年，第57～66页；м·и·瓦罗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等《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一卷，1963年。）1915年初，奥登堡一行携以上写本和壁画回到彼得堡，所获写本收藏于亚洲博物馆，文物部分则收存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此次所获敦煌文献成为亚洲博物馆引以为骄傲的特藏之一。
黑水城劫获品：1907年，п·к·科兹洛夫受命率蒙古－四川考察队对中国北部地区进行探察。1909年，考察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发现了黑水城遗址，并于城内外，主要是城外的一座佛塔内获得了西夏时期的写本、刻本8000余件及大量其它珍贵文物。（注：л·н·缅什科夫《哈拉浩特发现的早期刻本》，《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卷，第143～149页。）文献部分以西夏文为主，约占全部文献的90%，其余部分为汉文、回鹘文、藏文或波斯文文献，以上文献全部收藏在亚洲博物馆，文物部分则由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存。西夏文文献以其数量庞大和保存完整而成为亚洲博物馆收藏之极珍。
吐鲁番劫获品：与上述两个地区所获文献相比，亚博所藏吐鲁番文献非一次性获得，比较零散。1898年，俄科学院д·а·克列门兹率领考察队对吐鲁番地区的高昌故城、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和阿斯塔那墓葬区进行了勘察和挖掘，获得一批得自千佛洞的梵文和回鹘文文献以及一组壁画。1906～1907年，а·д·科卡诺夫斯基考察吐鲁番地区，获得如下文种的写本：梵文、汉文、回鹘文和藏文。以上文献后来均归藏于亚洲博物馆。（注：с·Ф·奥登堡《科卡诺夫吐鲁番收集品简报》，《亚洲宝藏》，第13，1907～1908年，第127～140页。）1909～1910年，奥登堡第一次率队考察吐鲁番，该地区的古城遗址、墓葬遗址、洞窟遗址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对上述遗址进行挖掘后考察队所获颇丰。（注：с·Ф·奥登堡《1909～1910年俄国土耳其探险》，圣彼得堡，1914年。）
新疆收集品（分南疆和北疆两部分）：南疆收集品：第一组，н·Ф·彼得罗夫斯基自19世纪80年代至1903年任俄驻喀什噶尔外交领事，在任期间，他陆续从喀什、库车、库尔勒和阿克苏等地收集到数量相当可观的中亚写本和文物，分三次寄送亚洲博物馆。第二组，с·а·科罗可洛夫继任喀什噶尔总领事期间，寄送给亚洲博物馆一组梵文写本。
北疆收集品：第一组为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н·н·科罗特克夫寄赠亚洲博物馆的一批梵文、龟兹文、粟特文写本，该组文本收集于吐鲁番地区。第二组为俄驻库尔勒领事а·а·吉亚科夫得自吐鲁番民间的回鹘文和汉文写本。
从俄国在上述地区的活动可以看出，吐鲁番地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考察队频频出入的地区，俄驻南北疆外交领事亦几度插手，所获文献无论从内容或是从语种上看都相当丰富，但亚洲博物馆馆藏目录并没有得到反映。近年，收入敦煌特藏的非敦煌文献已引起各国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注意。例如，敦煌特藏2158号文书，实际上是科兹洛夫从黑水城得到的文书。（注：最先注意到这一点的是张广达先生，见《国外近年对敦煌写本的编目工作》，《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2期，第12页。）被误编入敦煌特藏的除黑水城文书外，很可能还有和田的文书，（注：见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书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2页。）混入敦煌特藏最多的非敦煌写本莫过于吐鲁番文书。姜伯勤曾在《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一文中列举若干俄藏写本，据其内容判断为吐鲁番文书。（注：见《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第39～41页。）其中一件原题为《建中三年三月廿七日授百姓部田青苗历》的文书，池田温先生认为是西州时期的文书，我在彼得堡东方学所见到了文书原件，不只是文书的内容，而且从原件的纸质、抄录的字体来看，无不表明它的吐鲁番属性。可以肯定，池田温氏的判断极准确。敦煌特藏混入其它地区的文书，是使用俄藏文献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类问题。此外，尚有一批脱号的问题值得留意。为了给汉唐丝绸之路的研究课题补充一些原始资料，我在俄期间接触到一部分粟特文书，其中的几件为两面书写，另一面为汉文文书，不具编号，也就是说从汉文文书目录查找不到它的下落，而这部分文书当不乏重要内容。（注：见《粟特残文书-东方学所中亚收集品》，莫斯科，1980年，SIK33:3760。）
中国西北地区珍贵文献的大批涌入标志亚洲博物馆发展新时期的到来。在对文献进行科学分类、编目的基础上，亚博的工作开始向相关的研究领域延伸，这无疑为该馆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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