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в·м·阿列克谢耶夫从欧洲汉学中心学习归来，途中绕道中国进行为期三年的考察，（注：в·м·阿列克谢耶夫，《在旧中国-1907年旅行日记》，莫斯科，1958年。）返回彼得堡后即着手对亚博所藏中国写本和刻本进行全面整理。两年后，他作为亚洲博物馆中国处负责人组织人力并投入大部分精力于此项工作。与此同时，通过各种可利用的关系继续有计划地充实图书文献资料，首先，通过在中国的使馆人员和俄国北京教会同北京的几个出版机构进行联系，得到寄赠的许多图书。通过在日本学习的俄国学者н·а·涅夫斯基等人得到一批有关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学方面的日本文献。依照阿列克谢耶夫的设想，目的在于把亚洲博物馆营造成为进行中国学专业创作活动的园地并由此培养出一批研究中国学的专家。他们组织出版收集品中的中国小说和诗歌作品，制定和实施研究中国和日本佛教的计划。这一阶段法国汉学家和日本汉学家对亚洲博物馆的中国学研究产生一定影响。1910年，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访问彼得堡，发现科兹洛夫黑水城收集品的重要价值。因而揭开亚洲博物馆研究中国西北劫获品的序幕。日本学者对奥登堡所获敦煌文献的关注则带动了这方面研究的开展。
十月革命后，亚洲博物馆的中国学研究有所发展，表现在：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有所增加；有一批研究成果发表；研究人员在科研工作中得到锻炼，逐渐成长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学、语言学等方面的专家。这期间，又有一批新人员相继到所，并成为亚洲博物馆以后一个发展时期的中坚力量，他们是：ю·к·舒茨基（1920年到馆，主要研究中国的道教），б·а·瓦西里耶夫（1921年到馆，主要研究中国文学），к·к·弗鲁格（1925年到馆，主要从事收集品的登录工作），а·а·德拉古诺夫（1928年到馆，主要研究汉语），п·и·斯卡契科夫（1930年到馆，主要从事俄国汉学的研究），а·г·施普林钦（1930年到馆，主要研究汉语）。
回顾亚洲博物馆成立前后至1931年这一阶段的工作，不难看出，有以下三大特点：第一，围绕东方学文献，主要是中国学文献展开的各种活动，包括在亚洲博物馆以外的机构和场所进行的活动，在日后东方学的发展史上，堪称奠基之作。其次，亚洲博物馆担负的大量的、经常性的工作主要是为所藏文献进行清理、登录、编目和初步的研究，同时，收集、充实新的文献。第三，因疏于刊布，馆内所藏文献详情，外界知之甚少。
1930年到50年代初期为东方学所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1930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原亚洲博物馆下设三个分支机构：东方学收集品部，突厥学会和佛教文献室，届时，三个下设机构连同图书馆藏书一并归入东方学所，以25万种图书组成东方学所图书馆。图书馆新设两个特藏部，穆斯林文献收藏部收藏穆斯林文献，包括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和苏联本土各突厥语民族的文献，另一个为东方古写本特藏部，专门收存包括前述中国西北地区所获汉语和其它语种写本在内的全部东方写本。与此同时，组建东方学所成立后的第一个专业研究室-中国－唐古特研究室，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旨在研究п·к·科兹洛夫在中国劫获黑水城唐古特（即西夏）收集品，20年代进入亚洲博物馆的骨干力量几乎全部充实到了该室，如：б·а·瓦西里耶夫，а·а·德拉古诺夫，п·е·斯卡契克在以及1929年刚从日本回国的н·а·涅夫斯基，к·к·弗鲁格虽然编制在东方古写本特藏室，实际上却在中国－唐古特室担任工作。30年代初，该室的科研力量又一次得到补充，先后来到室里的有н·и·孔拉德、з·и·果尔巴切娃等。1935年以后，又有一批研究生分配到中国－唐古特研究室，他们是：а·а·彼得洛夫，л·и·格曼，л·н·鲁多夫。
科研队伍的基本构架形成之后，东方学所加强同国外学者，科研机构与出版界的联系，开始以新的面貌与国际东方学界接触。1925～1932年，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应邀访问彼得堡，此间，伯希和在东方所作工作访问之外，还在大学东方学系讲授中国民间宗教和戏剧。与此同时，в·м·阿列克谢耶夫访问伦敦、巴黎，这一进一出促成东方学所与欧洲汉学界最初的正式接触，与华盛顿国际图书馆协会以及其它各国汉学机构的联系，大部分通过通讯来实现。
同中国和日本中国学学者的联系始于20世纪初。1926年，в·м·阿列克谢耶夫访问了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与当地博物馆、图书馆的主要负责人和学者建立联系，沟通由苏联科学院院士б·я·弗拉基米尔错夫提议建立的苏联科学院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其它科研机构的图书交换关系。1924～1925年，1927～1930年б·а·瓦西里耶夫两次访问中国。1934年，东方学所中国－唐古特研究室接待了中国学者袁同礼、姜庆夫一行，同年，著名中国画家徐悲鸿在彼得堡举办个人中国画展览。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东方学所与北京之间的联系并未因战争而完全中断，特别是与北平图书馆之间建立的图书交换关系，仅在1941年全部中断，战后即恢复。同日本中国学界的联系最初是通过н·а·涅夫斯基实现的。此后，ю·к·舒茨基访问日本，1932年，一批日本学者访问列宁格勒。
以上这些关系的建立和联系的加强一方面推动了东方学所科研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使东方学所的图书得到经常性的补充，集中收集了一批很有价值的中国学文献。图书和手稿数量猛增，大量日常清理登录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ю·к·舒茨基、к·к·弗鲁格、а·а·德拉古诺夫相继投入了这一工作。
东方学所成立前后开始着手整理中国西北地区的劫获品，1925年，弗鲁格在进行汉文文本的登录和检索复本外，开始整理п·к·科兹洛夫得自黑水城的文书，1928年，由拉得诺夫接替。30年代，弗鲁格开始着手敦煌写本的整理工作，二战时，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弗鲁格仍继续他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到1942年，他完成了两千余件汉文写本的目录登记。（注：к·к·弗鲁格《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所收古代汉文佛教文献简目》，《东方图书目录》，第8～9卷，1936年，第96～115页。）
进入50年代，围绕纪念俄著名东方学家的主题，东方学所组织了相关的活动，1950年五月，组织召开著名汉学家в·п·瓦西里耶夫纪念大会并组织发表了纪念文集。1951年，东方学所组织有关人员编辑出版著名汉学家н·я·比丘林著作集。对以上相关活动的了解有助于我们获得东方学所的全方位视角。1951年，东方学所迁往莫斯科。
通过东方学所成立以来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在不断充实新的文献资料同科研工作一样重要的口号倡导下，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开始与国际东方学界正式接触，在促进本所科研工作开展的同时，为东方学所的书库补充了新鲜血液。图书藏量的持续走强进一步推动了图书文献特别是写本编目整理工作的开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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