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异德相及以生民”，不是“大一统”
为什么降临夏人的崇山、商人的丕山、周人的歧山而预兆该族将兴的“神”，恰恰都不是该族自身的崇拜对象呢？这是否内史过的随意杜撰呢？绝对不是。在上古三代，这是有深远思想根源的观念。这观念，用一个字来表示，就是“德”。
《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从原始时代开始，由氏族而胞族、部落，分化繁衍，得姓得氏，皆因其“德”。有能力者率族人到新居从事垦辟，因地而得氏；又因其祖先诞生之特异而得姓。氏，乃是得以在该地生息的“执照”；姓，乃是其族特性即“德”的标志。一般说，姓所标志的便是该族的图腾；图腾物的特性便是该族的德性。这是“德”的观念的最原始的含义。《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黄、炎二帝各经若干代繁衍，便“成”为异“德”的两族。不同姓意味着具有不同的“德”，“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所谓“黩敬”，指亵渎其敬畏之物，即图腾。图腾内严禁通婚。同姓（同心、同德、同志）通婚是亵渎神灵的，孕育着绝种灭姓的灾祸：“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反之，“异姓则异德”，异德通婚，可以“阜姓”，利于子孙兴旺。此“德”颇带神秘色彩。我们可以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德”实际上就是遗传因子。异德“相及”（通婚），后代才能繁衍，故曰“以生民也”。就从这点看，那象征周人将兴的鸑，就不能是周人的图腾物。联系到由于季历娶了商族女子太任，生下姬昌，“有圣瑞”，古公亶父就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史记·周本纪》）对于“凤鸣岐山”在周人观念中的蕴义，我们似可有较为确切的理解了。班固在《汉书·外戚传》中有一段话，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内史过的那段话，不妨抄出供参考：
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败也，用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而纣之灭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
正如班固所说，对于古人来讲，“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诚然，内史过所讲未必专指婚姻关系。但上古时代“德”的观念，通过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与鬼神联系起来，整合为文化系统，笼罩在先民头脑中，那是丝毫不能含糊，也不能随意发挥的。作为王室内史，过之所言更不会与当时的基本观念发生矛盾。
周人灭殷之后，周公反复强调要“敬德”、“明德”，即尊重各族生息繁衍的权利。（见《尚书》、《召浩》、《大浩》、《康浩》等篇）周公尤其注意尊重殷商文化。《康诰》载周公要求康叔到殷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又民”，“丕远惟商耈成人，宅心知训”，即要康叔学习殷先哲王保民之术，遍访商遗贤，求训民之方。又《多方》载周公对殷及其盟国贵族说，如果你们不生邪念，和睦相处，那么“我有周惟其大介赍尔，迪简在王庭，有服在大僚”，我周王室会大大赏赐你们，提拨你们到朝廷，委以重任。周公这一思想，用当时的话说，叫做“贤贤”，即尊重贤者。王者有贤贤之心则贤者有为臣之“德”。为臣者，以“有册有典”（《尚书·多士》），文化较高的殷人为代表。由此，臣服于周的殷人的凤鸟之德--凤德，成为为臣之德的象征。
在周人观念中，各部族之间的相互配合是自身安全和兴盛的前提。这一观念在西周末年被史伯表述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观念又逐渐发展为相生相克的“五行”思想。〔2〕
在周人那里始终未成为“崇拜”对象的凤鸟，即便在秦汉专制政权建立之后，也只是麟、凤、龟、龙“四灵”之一（见《礼记·礼运》），并未成为“大一统”王权的象征。
我们注意到，王晖先生在谈到凤鸟象征“大一统王权”时在“王权”之后加了“仁德”二字。假如“大一统王权”是“仁德”二字的定语，那么我们和王晖先生可以没有分歧了。然而从上下文看，作者叙述的中心词是王权。作者认为当秦汉形成大一统国家时，凤鸟被“赋予了大一统的特色”。作者又以此与“独尊儒术”相比附，认为“由先秦神灵崇拜的百川竞流，到汉后的百川归一”，这时凤凰就象征了“思想文化上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与上文所谈把四方献凤误会为周人崇拜凤一样，王晖先生把凤与王权的配合关系合二而一，把“异德相及以生民”误会为“同德同心则同志”了。
我们认为，在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里，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是很不同于以阶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的。分清这种区别，对于了解先秦文化的特色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课题。我们愿与同心同志者共勉，更愿与不同意见者相互商榷，在商榷中使学术研究繁荣兴旺起来。
注释：
〔1〕《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2〕参阅拙文《五行起源新探》，《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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