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于当代史学这一具有挑战意义的革新成果及其价值，早已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伊格尔斯就颇为自豪地宣称：“有一个新的风格已经在历史著作中形成。今天的历史学家写历史和30年前大不一样了。”（注：伊格斯尔：《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 第16页。）尽管“新史学”中存在着几种“范型”，但“‘新史学’各派都有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共同特点”（注：陈启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68页、70页。）。 “社会史学”只是对这一“共同特点”作出力所能及的概括。“社会史”作为学术定义可能有精确与含混之分，由于学者认识的不同，在内涵和外延上也会各有所别，但却不能决定社会史事实本身的存在。
即使作为概念的“社会史”，也不是学者们随心所欲的产物。“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事实上，在本世纪30年代前后，革新史学家出于对传统史学模式的不满，努力寻求一种全新的史学范型，他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规范和著述风格上开始了全面革新的追求，并没有刻意创造“社会史学”。在“革新派”几十年的史学实践中，其研究成果却体现了几个突出的时代特征：
（一）研究内容发生三大转折。1.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传统史学所关注的大多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虽然新中国的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学者们大都接受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观，但在即使以农民战争为主线的史著中，也仍然是以农民起义英雄、领袖为中心，而对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大众--农民，却并无研究。社会史却倡导研究普通人的历史，试图通过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探讨揭示出“英雄”们借以出演的历史正剧的社会内容，从而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历史运动的必然规律和基本趋向。因此，许多与社会普通人相关的内容如贱民、娼妓、太监、游民、流民、乞丐、妇女、秘密社会，都成为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课题。这同20世纪上半期西方社会史转向黑人、妇女、儿童、工人的历史研究趋势如出一辙。社会史研究对象的日趋“下层化”或“大众化”，是它的时代特征之一。2.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随着历史认识的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决不外在于日常社会生活。不论社会变革最终爆发的形式和烈度如何，事实上它的爆发力量和变动趋向，早在社会生活的一般进程中缓慢聚积着和体现着。传统史学格外关注历史事变的最终结果或重大的事变本身，而相对漠视事变酝酿孕发的不经意的历史过程。新时期的社会史则不同，它密切关注的是同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诸如民俗风情、历史称谓、婚丧嫁娶、灾荒救济，以及衣、食、住、行等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历史演变，这使得历史学研究内容带有了浓郁的生活气息。3.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崛起伊始，就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着力于人口问题、灾荒问题、流民问题、社会犯罪等专题的研究，试图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的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并借以强化史学的社会功能。
（二）“新史学”大量引入社会学的理论、范畴和方法，实际上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渗透基础上产生的新学科，具有高度综合性、边缘性、交叉性的特点。因而，社会学概念、范畴、理论、方法的植入似无可非议。“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当代社会与过去社会之间的分界线是微妙的，不断变动的，而且是人为的。”（注：（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6页。）而且，“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使用的唯一证据--无论其研究领域多么特殊--只能是历史的证据。 ”（注：（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6页。）因而，学科间的交流和渗透势所必然。 “新术语滔滔不绝地涌向历史科学，它们更一般、更抽象和更严谨，其性质与传统历史概念迥然相异。这一科学术语向历史科学的‘大迁徙’--绝对是一个进步过程--暂时会造成巨大困难。”（注：（苏）米罗诺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32页、97页。）由此，社会化、社会集团、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控制、社会分化、社会功能等社会学的理论、概念、范畴被移植为历史学的概念和范畴。“不管历史学家愿意与否，社会学将成为史料外知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家缺此将无法应付任何最具体的研究，如果他想要得到重要而可靠的结果的话。”（注：（苏）米罗诺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32页、97页。）
如果舍去细节而不论，那末，当代史学变动的一个突出趋向应该是，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表现出“社会化”即关注社会大众而不是个别杰出人物，关注社会生活而不是政治斗争，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一般事件；另一方面在理论和方法上也呈现出“社会学化”倾向，以社会学的理论模式和术语去说明历史。因而，面对这一客观历史事实，如何用比较准确的概念去“定义”，便形成了历经半个世纪之久的“社会史”定义的热烈非凡之争。
问题的关键在于，“年鉴派”初始标示的几个具有导向意义的概念，如经济、文化、文明、社会，也只有“社会”这一虽然是“多义词”--易于捍卫而难于下定义--才能够比较贴切地揭示当代史学变动的趋向和特征。也只有“社会史”才能作为一个学科旗帜，标示出众多的新的研究方向和专题，如家庭史、妇女史、儿童史、服饰史，饮食、生育、婚姻风俗、社会心理、宗教信仰等。其他任何现有的词语和概念，都不具有“社会史”这一概念所特有的学科包容性。尽管“社会史”概念有与生俱来的弱点（这已被一些对社会史持否定观点的学者挖掘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在人类尚不能发现和创造出更准确的术语和概念时，它应是唯一可以反映这一客观历史存在的概念了。定义只能服从于事实，而不是事实服从于定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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