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16页。
〔2〕〔3〕〔4〕〔5〕〔6〕[美]道格拉斯·C·诺思等：《西方世界的兴起》，学苑出版社1988年版，第V、1、3、3、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8〕在这三种历史决定论中， 把马克思作为经济决定论的代表是恰当不过的；但是，公允地讲，韦伯和诺思则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决定论者或政治决定论者，他们至少没有公开向经济决定论挑战。韦伯在分析西方社会形态的独特性时甚至还含糊地提出“在试图作出这种说明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5页）。诺思对民主自由权利和理性的财产制度本身是否也是经济关系发展的结果的问题也只是视同外化、缄口不言。但是，他们提供的关于西方社会形态独特性的分析模式具有明显的思想决定论或政治决定论的倾向则是无庸置疑的，而且他们对西方世界的分析是对西方社会的整体历史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宏观分析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他们的分析模式视作一种历史观，并将他们的历史观分别称之为思想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也是完全可以的。
〔9〕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页。
〔10〕〔11〕〔13〕[英]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英文版第2卷，第100页、第119页。
〔12〕波普指出：（1 ）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2 ）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4）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摒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5 ）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见卡尔·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14〕[英]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英文版第2卷，第117-119页。
〔15〕〔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第487页。
〔16〕关于广义唯物史观，参见拙文《广义唯物史观与人的行为激励》，载《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18〕〔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第65页。
〔19〕〔20〕〔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
〔22〕参见刘佑成：《社会发展三形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24〕所谓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以“产品经济”为基础，仍然是以物质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这一眼光来说明问题的，因此严格地讲是不够准确的。但是，一来考虑到表达的方便，二来马克思也有过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因此，我们使用产品经济是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的基础这样的表述也是可以的。
〔26〕〔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第109页。
〔27〕〔28〕〔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
〔30〕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 见《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6页。
〔31〕《外国学者伦亚细亚生产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页。
〔32〕〔34〕〔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第430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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