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问题
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从20年代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到后来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再到六七十年代的仰韶--龙山一元发展说，发展为现在的多元说，应该说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是几代考古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3〕。但是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定性的研究多，定量的研究少
我们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文明的定性上，这样固然易于把我们国家的文明起源的时间向前推进不少时间，固然有利于正确地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殊性，但文明演进的过程特别是文明在一个文化内部从发生、发展、变化甚至衰落的过程却受到了漠视。这是大的方面。从小的方面说，我们通常命名的所谓祭坛、所谓庙等等，并没有经过多少论证，这些所谓坛、庙的发生、发展过程甚至功能的研究，也都停留在平面的定性的层次上，而这些文化现象本身的定性最终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拥有这些因素的文化的定性。
礼制和社会分层现象的发生是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礼制和社会分层现象的非实用品的陶、石、玉、木、漆器等的生产和城墙、大型夯土台基乃至墓葬、棺椁等的建造，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但是上述因素在不同文化、不同地区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有无区别；上述因素的生产和制造体现了多大的社会劳动量；不同质料的建筑比如石砌建筑和夯土建筑在占有社会劳动量方面有多大的差别；壕沟和城墙在占有社会劳动量方面有多大的差别；礼制和社会分层现象是怎样从无到有发生又是如何融入三代社会中去的等等方面，都缺乏具体的定量的研究，而停留在定性的层次上〔4〕。 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深层次研究。
2、基础研究薄弱，器物本位的研究有上升趋势
自80年代发现日多的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史前文化的城址、大型夯土台基、积石冢、带棺椁的墓葬以及玉器等等，本来是开展聚落考古的结果，事实上这些发现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史前文化的认识。没有这些新发现，我们不可能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程度及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有现在这样清醒的认识。但是我们有意无意中把过多的精力倾注到墓葬甚至主要是含有丰富随葬品的墓葬的发现和发掘上，而忽视了对遗址本身的研究。统计某些史前文化的研究著作，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是器物学的研究，其中主要是对玉器及其形式、花纹和功能的研究，而对文化本身的分期、断代、分区等基础研究则无暇顾及，其结果不仅影响到前述的对文化自身发展过程的研究，即使遗物本身的研究比如对玉器的分期、分区及功能的研究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影响。至于聚落及房屋建筑的特征、分布及演化过程，人们的生活状况甚至生产活动情况在一些地区更是无从谈起，这同以器物甚至是以精美器物为本位的研究取向是大有关系的，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加以纠正。
3、把古史传说当成信史，与考古发现简单对应
考古学在中国历来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历史观，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都是把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并最终为复原历史、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服务的，因此史前考古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重建中国上古史〔5〕。 如果能够把考古发现和古史传说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我国上古史的重建无疑是大有益处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把《五帝本纪》以及其它传说中的史料看成为信史？能否把某一个文化或者它的一个类型甚至某一个遗址或者墓葬同某一个上古帝王联系甚至等同起来？史前考古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重建上古史主要是依赖史前考古学的成绩。在分析、辨别考古材料，把某一个文化或者类型的分布范围、渊源、谱系等研究清楚的情况下，慎重地分析、辨别传说中的史料，积极地吸收“古史辨派”疑古辨伪的成果，追溯某一个集团同考古文化的关系，对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工作是有益的；但是对于古史传说采取信史的态度，把传说中的某一次迁徙、某一次战争甚至某一个人物同某一些考古文化之间的类同现象、某一个城址甚者墓葬等同起来，似乎无助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和中国史前史的重建。
4、强调多元，轻视中原文化区的作用
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发展理论是长期以来全国考古工作者艰苦工作达成的一种共识，在认识方面是一个进步。在承认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不平衡性的基础上，在承认中国史前文化中没有一个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各地区文化都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所贡献的基础上，也不能采取平均主义的态度，均衡地看待各文化区对于中国文明形成所发挥的作用，更不能否定中原文化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中原文化区从磁山·裴李岗文化经仰韶到龙山文化，既对周围地区的文化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也接受了周围地区持续不断的影响。虽然迄今很少发现可以同良渚文化等相抗衡的大型墓葬及精美的玉器等随葬品，也少见甚至不见大型的夯土台基和积石冢，但该地区文化一直处于各文化区的中心位置，是古代文化交流、冲突、融合的中心，相对说来，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一直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继承了本地区文化的传统，也接纳了长江流域、黄河下游和上游以及北方地区众多的文化因素，最终奠定了三代文明的基础。我们在肯定其它地区文化的进步、发展并且自成体系的基础上，还要回答中原地区发生三代文明的机制和原因，也还要回答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迅速崛起而又很快沉寂的机制和原因。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又同研究上述文化本身的演化过程，同研究遗址的聚落形态、人地关系、环境对文化的作用以及分区、分期等方面分不开来。总之，在各地区文化发展的机制不很清楚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轻视甚至贬低中原文化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可取的一种态度〔6〕。
因此加强基础研究，加强聚落考古的研究，以聚落本位代替器物本位，在文化的时空框架和发展谱系比较清楚的地区认真地解剖一两个城址或高等级的聚落，具体地从一个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入手进一步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是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主要任务。不如此，关于中国史前文化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就会停留在表面的定性层次上，而无法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机制和动力有根本的认识和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