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聚落考古的问题
聚落考古是80年代以来才日益明确起来的一个概念。因为聚落考古的任务是通过考古学的材料对古代社会关系的研究，所以引起了广泛的重视〔2〕。通过这许多年的工作， 特别是通过对一些典型遗址比如对兴隆洼、姜寨、尉迟寺等遗址的大规模发掘，我们对这些遗址及其周围地区同时代文化的聚落形态、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生产和生活状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上游地区相继发现了数十座史前的城址，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独特道路提供了新的可靠的材料和动力，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有的研究者已注意到在一个小的流域或区域通过对典型遗址的解剖结合系统的调查材料，了解聚落的特征、分布规律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聚落考古学走向深化的一个新的步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聚落考古学的任务还很艰巨，这主要表现在1、 我们对史前各时期的聚落特征、演变和分布规律的认识还十分有限，而这是跟典型遗址的发掘面积小、调查不够细致等等情况分不开的。2、 史前城址的发现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数量，但基本上只是对城址的规模、城墙的走向和筑城技术等方面的了解，关于城址内部的建筑布局、城址与周围遗址及其它城址的关系、城址的功能和筑城所需劳动量的研究，都还处于非常薄弱的状态，有些甚至还没有起步，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3、我国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只有两次， 目前编纂的中国文物地图册，就主要是这两次调查的成果，这对聚落考古的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依据，但是这些材料大部分十分零星，而目前遗址面临基本建设的破坏又特别严重，在新的形势下，开展对史前遗址的系统调查，就成为聚落考古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4、 聚落和环境的关系非常紧密，开展聚落考古特别是一个地区和流域的聚落考古工作，研究环境以及环境变迁对聚落的影响及互动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5、在已有的调查和发掘基础上， 对我国史前时期的聚落起源、发展和演变，对由聚落反映出来的社会组织、社会形态、社会关系的总结和研究，也已经提到了日程上来。总之，加强对聚落考古的研究，树立聚落本位，脱离器物本位，才能更全面地为中国史前史的建设服务，也才能更健康地推动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
四、关于史前文化谱系的研究
虽然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北方长城地带的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大致建构成功，史前文化的谱系已经比较清楚，但是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最近若干年，关于上述地区史前文化及其类型、分期的重新研究和划分，关于上述地区史前文化与古史传说的关系及其在古史上的地位，是考古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这也说明谱系的研究即使在田野工作比较充分的地区，也还是比较艰巨的。但是在上述地区特别是在黄河流域，新的大规模的田野工作并不多，大部分的研究只是对原有发掘材料的再探讨，而原有的材料在不少地方也嫌单薄，因此要真正解决史前文化在上述地区的发展谱系，还要作好典型遗址的发掘和调查工作。在对各个地区史前文化的渊源、流向及其相互关系不很清楚的情况下，简单地比照古史传说，就肯定或否定某一种史前文化或者类型在古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甚至把史前文化和某一个族或传说人物对应起来，以为这样才是史前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和方向，才能为中国上古史的建设贡献力量，其实是一种不很正确的研究取向。
在文化的时空框架和发展谱系比较清楚的地区之外，比如华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基础研究的工作更重。这种情况是同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相关联的，也是同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不平衡相关的，要了解这些地区文化的时空框架和谱系，必须以大量的田野调查和选择堆积厚埋藏丰富的遗址个别解剖相结合，同时注意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加强同工作较多地区的文化的比较，积累资料，积极合作，树立课题意识，以期在若干年之内建立起区域年代框架并初步理清文化发展的脉络，最终为全面地认识中国史前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国文明的起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条件。
中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十分显著，并且形成一个向心的有多重文化和类型结合在一起的独特的文化共同体。在目前研究工作比较多的地区（比如苏秉琦先生所划的六区）之外，还有至少一层或者层次更多、更复杂的史前文化，它们和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和周边国家特别是北部和南部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也很紧密，比如岭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同中南半岛和东南亚的史前文化，北方地区的史前文化和作为东北亚洲一部分的西伯利亚等地的古代文化都有较密切的联系，实事求是地开展边疆地区史前文化的谱系研究，对于全面地认识中国史前文化有重要意义。
五、加强田野工作，提高田野工作的质量
田野工作是考古学的基础和灵魂，加强田野工作，提高田野工作的质量，对于我国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国史前史的建设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史前史虽不等于史前考古学，但史前史的基石是史前考古学，而史前考古的材料来自科学的田野工作，因此任何轻视田野工作，以为只有写文章、作室内研究才是科学研究的想法，都是错误的。近年来，我们在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对田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田野工作的质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比如，在调查和发掘中，更加注重对植物种子、孢粉、动物骨骼和人类骨骼的记录、采集、提取、保护和分析，其它与测年、人类的食性、人类生存的环境等相关的人工、非人工的标本的采集和记录，也得到了重视，使以前被忽视或遗漏的大量信息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这是田野考古学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田野工作还存着许多问题，比如，田野工作是一个包括田野调查、发掘、室内整理、研究和报告编写、出版这样一个完整程序的综合工作，但是有许多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人为地把它们割裂开来，造成田野发掘和报告脱节，影响了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再比如，遗址的地貌、地理特征是我们研究史前人类生存环境、文化变迁、环境变迁的重要依据，但是在相当多的田野工作中，存在着只重局部的发掘，不重整个遗址以及与周围景观的观察和测量的现象，给研究带来很多的不便和困难。史前考古学是归纳、总结、探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在田野工作中重视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总结和创新，是我们的一项基本任务，不能只重经验，而轻视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和总结，而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倾向。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任何一次发掘都是对地下资料的一种破坏，因此，在严格执行国家文物局制定的田野考古发掘规程的基础上，如何完善田野工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更完备的田野工作程序和方法，以期最大限度地准确地提取史前的信息，而不因发掘者的水平差异而在资料的提取上发生很大的变化，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田野工作的质量还受到课题意识的支配，如果课题意识明确往往会发掘出大量的信息，而这是“为考古而考古”的田野工作所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加强课题意识对于提高田野考古的质量，具有现实的意义。另外一个方面，自然科学方法在田野考古中的应用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还远远不够，对遗址中非人工制品的记录、提取和分析在许多地区还刚刚起步，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努力。总之，要推动史前考古学的发展，首要的任务是提高田野考古工作的质量，这是我们所应该牢记的，提出来与大家共勉。
*本文是根据作者在1997年6月24-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精品战略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加工而成的，任式楠、杨虎、吴耀利和孙祖初先生参加了初稿的讨论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1〕K.C.Chang,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fourthedition,New Heven:Yale University,1986；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3期。
〔2〕周昆叔：《周原黄土及其与文化层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5年2期。
〔3〕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心路历程》，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浙江杭州，1996（刊印中）。
〔4〕陈星灿：《玉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再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考古求知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5〕张光直著，陈星灿译：《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6〕陈星灿：《玉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再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考古求知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7〕陈星灿：《等级--规模模型在聚落考古中的应用》，《学人》第11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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