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人类出现在地球以来，我们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便日益呈现出色彩斑斓的万花筒景象。散居世界各地的人类，在塑造自身历史的同时，也在塑造我们这个蓝色星球的历史。几千年来，对人本身及其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人类认识自身、理解和把握世界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词汇，“世界历史”不仅指代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且包含着认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哲学，同时也涵盖着描述、总结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叙述形式。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生产力的不断进步推动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动剧烈的、全球性的当代世界。各种新情况层出不穷、各种新现象纷至沓来，促使人们迫切希望能够打通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联系，以便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变动世界的基本结构和未来趋向。世界史的研究和编撰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当前世界史编撰所面临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如何避免各种片面或局限，构建系统、科学的世界通史阐释体系。实际上，世界史编撰的成果业已成为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努力传承民族文化、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与载体。
从各自的历史背景出发，中外的世界史编撰都表现出自身的特点。马克垚曾经撰文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种世界史体系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了编写世界史的困境。这三种世界史体系分别是苏联编写的多卷本《世界通史》，麦克尼尔所写的《西方的兴起》，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1] 齐世荣亦曾撰文从史学史的角度回顾了世界史形成的背景和演进，并就如何编写世界史的问题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建议。[2] 上述两文之立意深远，切中要害，自不待言。从全球范围来看，显然，伴随着当代世界的演化，如何撰写一部系统、科学的世界史，将会受到持续的关注。本文分析了西方全球史编撰之优长与局限，并尝试对世界史编撰中涉及的如何把握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这两个问题略做探讨。之所以选择西方全球史，乃因其是20世纪中期西方世界史重构潮流的产物，代表着当代西方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新阶段。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把握当代西方世界史编撰的总体特点，亦可更好地观照世界与自身。
一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时代相对于前一个时代而言，均可视作一个新的时代；每一代人置身其中的世界相对前一代人而言，亦可视作新的世界。我们面临的这个变动世界，其与以往不同的首要特点是生产力的飞速进步推动着人类社会加速发展，整个世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阶段。人类获得制造石器、建造居所的能力所需时间至少以10万年计，但在过去的100多年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十分惊人。据有关研究，全球生产在20世纪几乎增加了20倍，仅在1995年到1998年的3年中的增长，据估计就超过1900年前1万年的增长。[3] 在总体上，人类的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生产社会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产业结构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有学者指出，在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均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均上升；发达国家第二产业的比重也在下降，反映出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特点，发展中国家的第二产业比重在上升，反映出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特点。[4] 而且，正如有研究表明，在当代的大规模消费社会中，技术型工业化经济源源不断地生产信息及声像、文字、记忆和象征这类文化产品，数量巨大，人的生活为之饱和，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5]
在科技快速进步的推动下，人对外部空间、对自身的探索能力都在不断提高。一方面，2006年国际空间站装配完成，人类实现了长期在太空轨道上对地观测和天文观测的目标。另一方面，基因技术的发展，基因组计划、蛋白质组计划等项目的进展，使得人类能够在分子水平上认识自身。基因技术产业成为继信息产业之后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提高，相应地其中隐含的风险也在加大，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无需赘言，二战后的突出表现之一则是军事手段的不断发展和一些国家军费开支不断攀升。全球军费支出最高的国家是美国，2011年总支出超过1000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军费支出排名第2位到第43位的42个国家的支出总和。[6]
其次，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人与地球环境之间的互动，在范围和程度上都大大扩展，形式也更加多样，呈现出显著的全球性特征。伴随着人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大规模人口迁徙，跨文化贸易，战争，生物物种、疾病的传播，技术、宗教、文化的传播等，各种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不断进行，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各种联系基本均向纵深发展。仅以贸易一项为例，根据有关统计，从1947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贸易总值已经从570亿猛增至60000亿。[7] 而且，正如有研究指出，20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了很多“新型的全球联系”，例如因特网、电视、卫星、光纤电缆、航空、全球会议、洲际连锁生产、全球营销策略、电子货币和金融、洲际导弹、国际刑警网、联合国体系、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全球性体育竞赛，等等，在此之前的数代人都对这些全球性的事物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而一些以前就存在的全球联系现在则发展到更高的水平，比如电话、无线电广播、多边协议、洲际投资、全球通货和外币交易市场等曾经罕见的东西，现已成为全球各地司空见惯的事物。[8]
在这个变动世界中，“所有国家……都在努力扩张自己的文化”。[9] 而且，各种力量不断发生博弈组合，多种不同的联系形成了多层次的利益空间、多角度的行为主体。与全球化并行的还有地方化的发展。正如阿朱那•阿帕杜莱所言，全球力量与地方力量“互相残杀”又彼此依靠的矛盾在当代人文科学中是广为人知的。[10] 世界人口1930年达到20亿，此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1960年达到30亿，1999年达到60亿，2011年已经高达70亿之巨。人类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各种生理和心理需求，直接或间接皆需从自然环境中获得满足。人口越是增长，活动空间越广，索取的地球能源越多，对我们这个行星生态演化的影响程度越高。例如，在20世纪末，人类消耗的全部能量为新石器时代初期的6万到9万倍。[11] 自从1850年以来，全世界大约15%的森林被砍伐，目前，农田面积大约占地表面积的1/3。[12] 还有学者指出，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受到污染的水在20世纪杀死了几千万人口；空气污染的规模如今业已扩展到全球层面；贫穷而又无权势的人承担着当今的生态问题；从生态角度看，当今的形势严重偏离了人类历史。[13]
最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不断发展的同时逐渐显露出其本身的问题。全球化进程实际上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等各方面联系日益紧密的一体化过程，20世纪中期以后因凸显而被概念化。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生产、投资、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全球化。二战后西方学者极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积极倡导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始于2007年夏的美国次贷危机引爆了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并很快演变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危机。这无疑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有学者统计，2011年上半年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联邦政府负债与GDP的比值为95.6%；欧元区公共债务与GDP的比值为85%，希腊、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葡萄牙则接近或已超过100%；日本的公共债务更是高达GDP的两倍还多。[14] 这场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经济全球化进程本身存在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伴随着信息产业和电信技术的进步，金融业成为融入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领域，极大地增加了随着泡沫破灭导致资本外逃最后波及整个体系所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的“金融化”发展超过了世界实体经济的发展。[15] 2000年，仅仅在全球货币市场上，每天的资金交易额就相当于20000亿美元。[16] 另据有关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金融衍生品以超过年均30%的速度增长，而世界经济总体的增长速度才为2%—3%；2008年，全球金融衍生品交易总额高达680万亿美元，而全球实体经济为50万亿美元。[17] 欧美国家实行的扩张货币政策造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偏离和脱节。美国采取的手段是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印制美元来换取其他国家的产品与服务，掠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实体财富。有研究指出，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如此严重地透支未来，美国不仅透支了自己人民的财富，也同样严重地透支着其他国家人民的未来财富。[18] 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各种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日均消费1.25美元的贫困线所衡量的全球贫困已经有所减少，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已由1981年的19亿降至1990年的18亿，再到2005年的14亿，但这一点掩盖了地区间的巨大差异，而且那些摆脱极端贫困的人口依旧非常贫困，日生活费低于2美元的人口还是基本保持在25亿。[19]
世界一体化的加速发展，不仅对历史学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而且也为史学家研究人类历史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全球视角和进行综合研究的物质与思维基础。历史学家不断地回顾遥远的过去，实际上是为了不断获得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好理解。这个变动世界中各种宏观和微观因素对世界史编撰的影响，显然正在逐渐地释放。在西方史学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传统的具有明显“欧洲中心论”色彩的世界史研究已经暴露出严重的问题，西方学者开始不断地反思，世界史领域相应地出现了世界史重构的潮流，以便使新的世界史研究能够适应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这种世界史重构潮流的产物就是全球史，其突出特点就是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1955年，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出版了他的《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这标志着巴勒克拉夫在西方学术界率先开始倡导全球史的综合性研究，他主张要采取能够“适应全球政治和文明的新环境”的新观点。[20] 正如有研究表明，巴勒克拉夫在兴趣点和方法论上的转变证明了战后西方历史编纂学的重新定向。[2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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