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按照大历史的观点，如果以10亿年为一个系数，将130亿年简化为13年，那么智人仅仅存在50分钟，整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只存在3分钟，现代工业革命只存在6秒钟。[60] 抑或按照全球环境史的估算，如果将100亿年的地球能源系统生命规划期压缩成一年，那么所有人类有记载的历史都仅不足1分钟，而20世纪仅仅是1/3秒的时长。[61] 正所谓“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移于当念。” [62] 不过，只要涉及人类自身的历史，中西方的世界史编撰实际上面临着同样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在“宇宙”、“世界”或“全球”的时空框架内将其组织起来。显然，过于概念化、过于简单化或者过于碎片化的处理方式均不可取。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全球史”之名在西方史学界发生的这种对世界史的新探索和新发展，20世纪中期以来同样也在中国进行着。例如，周谷城在《世界通史》(1949)中指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故叙述时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概括的叙述不能转为抽象的空谈。[63] 又如，雷海宗在《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1954)中指出，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要注意彼此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自觉清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64] 吴于廑关于世界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思想成为中国世界史学界的主流理论。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历史正是在不断的纵向、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65]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始终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自身，其观点亦取得与国际史学界可以同步切磋、印证的成绩。
经过众多世界史研究者的推进，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已经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11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当前，随着史学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世界历史学面临着能否在与西方世界史的对话交流中实现自身话语权的突出问题。正如《尚书•大禹谟》中言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唯有实事求是，扎实推进具体的科研工作。以西方全球史的发展为鉴，下面两个问题在当前的世界史编撰中值得重视。
首先，在如何把握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可考虑构建双主线、多支线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双主线是指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主线与横向发展主线，实际上分别是世界历史演变中的“生产”主线和“交往”主线。生产和交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两者纵横互相支撑，说明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66]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67] 则表明生产和交往虽然互为前提，但是生产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由生产和交往构成的世界历史总画面，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 [68] 这实际上提示我们，世界历史的总画面中既蕴含主线，也蕴含支线。所谓支线，就是那些构成或依附于主线的具体的、不同层面的、不同领域的细节线索。而对支线了解越清晰，越能促进对主线的理解，更有助于拨开笼罩在世界历史上的种种迷雾，穿透各种表象，看清真实的历史运动，进而理解当代世界的根本基础。
刘家和曾经指出，要看出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其坚实的基础就在于切实的微观的研究。[69] 前述的西方全球史对人类交往史的挖掘，正是凭借深入的实证基础，扩展和深化了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研究。环境变化、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交流、疾病传染、移民与离散社群、人类饮食演变等全球史关注的研究主题，实际上均可视作历史发展中的支线线索，只不过受其基本历史文化立场的制约，就此停步不前而已。由双主线和多支线构成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是我们世界史研究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世界历史演变的内在整体动力机制的体现，体现着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多种动力因素的相互作用，体现着历史发展的合力，体现着人本身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同时它也意味着世界史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证研究的结合，意味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来进行对世界历史的综合思考。
其次，在如何处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问题上，可考虑充分发挥中国史在世界史编撰中的时间坐标效应。“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70]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并独立发展至今的文明，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参照性和坐标意义，这种历史经验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将这一点在通史著作中充分表达出来，有利于开展中外文明史的比较研究，展现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多中心本质。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出现过多个不同的文明中心，每个时代都有领导时代发展潮流的力量中心。例如，非洲、中东、埃及、希腊、罗马、中国都曾是历史长河中的发展中心。如果我们从自身这5000多年的、包含人类整体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视野出发来看待各个文明，便会发现各文明自身的历史及其互动都是人类发展成就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多样性和创造性的体现，而不再是仅仅与西方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发生联系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发挥中国史在世界历史中的时间坐标效应，进而构建出一套清晰明确、宜于理解、有民族特色的历史话语系统，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大价值，而且也是对整个世界的贡献。
从上述认识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双重性影响。其积极方面是世界历史的形成为人类的彻底解放创造了必要条件，其消极方面则是世界历史具有深刻的资本主义烙印，当今世界的发展失衡表现尤为明显。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使得全球面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竞争、贫富严重分化、地区动荡冲突甚至战争相交织等困境。对此大卫•克里斯蒂安提出，“资本主义证明有能力生产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迄今它已经证明不能平等地、人道地、可持续地分配全球财富”。[71] 霍布斯鲍姆也指出：“资产阶级文明哪里出了问题？虽然它建立在摧毁一切，改变一切的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基础之上，但是它的实际活动、它的机构以及政治和价值制度都是由少数人为少数人设计的，尽管这个少数可以，也必然会扩大。它过去是，今天仍然是精英制度，也就是说，它既非平等主义，亦非民主制度”；“多数人对这个社会制度持容忍甚至赞同的态度，只要它能够保证稳定、和平和公共秩序，并能满足穷人合情合理的期望”，但是现在，“把民主等同于全民投票和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制度的缺陷开始显露”。[72] 这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判断，“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73] 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研究，无疑需要更加谨慎的考察和分析。
世界史的编撰过程同时也是史学家对世界进行综合认知与思考的过程。2100多年前，中国通史编撰的开山之作《史记》问世，司马迁提出其撰著的宗旨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短短15字包含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向度，即不仅要在时间纵向上反映人类历史演变的脉络和规律，而且要在空间横向上揭示各种复杂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内在的会通，阐释人类复杂的社会生活。如今世界一体化加速发展这个现实前提，使得司马迁这15字的丰富内涵在今天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显然，世界史编撰亦面临新的要求，即自觉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身的历史经历出发，说明全球一体的演变，阐明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基本观点，展现中国文化认识世界并将之理论化的道路和方式。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世界史编撰视角，实际上体现的是基于文化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历史认识和历史判断的多样性。但是，各不相属的人类群体却同为一个物种，共处一个地球，这实际上要求认识主体自觉保持全球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双主线、多支线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和发挥中国史在世界史编撰中的时间坐标效应，显然有利于深化对人类历史和世界格局的整体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