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分期（即古代史学史的分期），长期以来学术界意见纷纭。本文不拟对各种观点进行介绍评判，分其优劣短长，而只想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
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应包含哪些内容，多数人认为至少应包括史学思想、史学内容、史学体裁、史学方法以及史家等，这几个方面就构成了一个时期史学发展的规范体系。但这些规范体系的内涵并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史学的发展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也即各个时期史学发展的主流也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一个时期史学的发展有其主流，由于主流不同，史学的规范体系也各不相同。如果以史学发展的主流和规范体系为标准，考察它的发展和演变，以此来划分中国传统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或许可以寻出一条清晰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线索来。按照这个思路，本文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以孔子为界，可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孔子以前，史学发展主流以记录为主，可称之为“记录史学”；在孔子以后，史学发展主流以编撰史书为主，可称之为“编撰史学”。由于史学发展主流的不同，前后两个阶段的史学规范体系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一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史学的发生、发展。殷墟甲骨文已是较成熟的文字，因此讲中国史学的发展，至少可以从殷代开始。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殷代开始，到孔子修《春秋》前，是以记录为主的发展阶段。所谓记录，指此期史学以史官记言记事为主。这个特点，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是中国史学起源的特殊性。现在学者们一般都同意，“史”字原义并非指书，而是指用文字记事的人，是职务名称。从殷周二代来看，史官的主要任务是起草文书、宣达王命、记录时事、掌管图籍，如同后世政府秘书之类文职人员。凡属文字活动都是史官份内的事，史学就是从史官的文字活动中慢慢滋生、演化而来。柳诒徵说：“《周官》释史曰：‘史掌官书以赞治’，此为吾史专有之义。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视他国之史起于诗人学者，得之传闻，述其轶事者不同。”①讲的正是中国史学起源的特殊性。
由于古代凡掌文字者皆称之为史，因而有人认为这些史官还不是“历史官之史”，而是“书记官之史”②。这样说当然是正确的，但二者的职责在开始时并不是分得那么清楚的，在书记官之史的文字活动中，已包含了某些史学活动的内容，如记录时事。金毓黻指出：“史之初职，本以纪事为务，史官之多，亦以此也。……居是官者，以其见闻载之简册，名为史记，即所谓史官所记。后世迳名记事之书为史，此又书以官名者也。”③这段话，既概括了史书与史官的关系，又点明了“以其见闻载之简册”即记录时事的实质。可以这样说，中国史学滥觞于史官记录时事。
其二，是记言记事制度的建立。史官文字活动日益繁复，必然会有所分工，如有的掌历法，有的管图籍，有的专司记事等。书记官之史和历史官之史的分野，大概就是在这种分工中逐渐形成的。但这需要有一个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记言记事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礼记·玉藻篇》：“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又《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些记载，大致是有根据的，不会出于杜撰。如《左传》宣公二年：“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及襄公二十五年：“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氏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历来被看作是史官忠于职守，据事直书的典范。但这两个故事，也正反映了存在着一种史官记事制度。《史记·孟尝君列传》有侍史，“立于屏后，主记君所与客语。”事情虽然发生在战国，但这种记言之史在战国之前肯定早已存在。
记言记事制度最早确立于何时，由于文献缺乏已无法考证。据“先王之制，诸侯无史”④来看，西周时史官记言记事为周天子所专有，不久以后各诸侯国也纷纷设置史官，建立了记言记事制度。即使是文化落后的秦国，也于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⑤由此可以推断，至少春秋时期各国记言记事制度的建立已很普遍了。记言记事制度的建立，无疑是史学进步的一种表现，也是记录史学成熟的一个标志。它表明，记录史学的规范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了。
其三，由于春秋时期各国都相继建立了记言记事制度，自然就产生了一大批各国的记言记事作品。如周王室有《周书》、《周志》、《周春秋》，郑国有《郑志》、《郑书》，楚国有《楚书》、《梼杌》，晋国有《乘》、《春秋》，鲁国有《春秋》，其他燕国、宋国、齐国也有《春秋》，即所谓“百国春秋”等。
朱希祖在解释“书”与“志”时，认为“寻《周官》原文，‘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此所谓志与书，皆记言也，即记所书之号令。”⑨按照这个解释，凡书、志之类，都是记所书之号令，属于记言作品。这样解释有一定道理，而且与记言制度的存在也是相符的。至于“春秋”一类，属于史官记事作品，则更无疑义。孟子说：“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⑦因此，说书、志属于记言作品，春秋等属于记事作品，是不会有什么大错的。
其四，现存《尚书》、《春秋》及其他一些资料反映了记录史学作品的一些原貌。《尚书》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史书，相传是孔子采取过去的历史资料编次而成。所谓历史资料，正是过去历代史官遗留下来的作品。《尚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记载的绝大部分是历史人物的语言，如《盘庚》是关于迁都问题向臣民的讲话，《甘誓》、《费誓》是誓师辞，《无逸》记周公戒成王之言等。这个事实，正好印证了“左史记言”、“言则右史书之”的记载是可靠的。此外还有《周书》，刘知几说：“《周书》者，与《尚书》相类。”⑧可见凡“书”体都是同一性质。
保存此期史官记事作品原貌最多的，恐怕要数孔子的《春秋》了。一部《春秋》，那些简单的只言片语，大都依据各国史官（主要是鲁史官）记事的原文，虽然免不了有个别字句的改动。《春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记事太简单。每条文字，一般在十个字左右，最少的仅一个字，最多的也只有四十五个字。鲁国是文化发达之邦，韩宣子曾赞叹“周礼尽在鲁矣！”文化发达之邦史官记事尚如此之简，其他各国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还有《竹书纪年》。杜预说《竹书纪年》“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法也。”⑨可见当时史官记事都很简短，一事一条，寥寥数语，所反映的史学水平是不高的。
此期史学发展主流以史官记言记事为主，属于记录史学性质，那么与此相关的史学规范体系，也就同样具备了相应的特征。
1.史学思想：史学思想一直是一个宽泛的、不易确定的概念。为具体起见，此处史学思想仅指设置史官记言记事的指导思想。但由于古籍中没有留下关于此问题的直接记载，所以只好借助间接资料。《汉书·艺文志》所谓“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的说法，有一定根据。例如周成王仅戏言要分封武王子叔虞，史佚则认为“天子无戏言”，固“请择日立叔虞”，终于促使成王“遂封叔虞于唐。”⑩
2.史学内容：包括记言、记事两方面。记言就是记录国王所讲的话，包括为国王起草文书、发布文告、推行政令；记事则是记录所发生的与国王有关的一些事情，如朝聘、会盟、征伐、祭祀、田猎等，同时也包括一些自然现象和灾异，如日食、陨石、地震和水旱虫灾等。
3.史学体裁：分记言、记事两种。“书”是记言的主要体裁形式，而“春秋”则是记事的主要体裁形式。
4.史学方法：在记言记事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记录的标准、规则和方法，所谓“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1）《左传》里的“五十凡”就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史官记事的一些原则、标准和措辞等，如“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等。至于当时史官记言有何原则标准，由于史无明载，已无法推测了。
5.史家：主要是专司记言记事的史官，这就是设在国王身边的左史、右史。专司记言记事的史官，就可视为正式的“历史官之史”了。
以上从几个方面探讨了此期史学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一、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以记录为主；二、史官是唯一的历史记录者；三、记录分为记言、记事两种主要形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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