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春秋末年，社会政治剧烈动荡，礼崩乐坏。影响到史学，就是“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12）记录史学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各种规章制度遭到破坏，一向秘藏的典籍开始散亡，流入民间。在这种背景下，孔子才能以私人身份，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从此，中国史学开始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即编撰史学阶段。所谓编撰，指的是史学不再以记录为主，而是以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搜集整理资料，然后按一定的体裁形式把它们编撰成书为主。编撰史学从孔子修《春秋》起，一直延续到近代梁启超辈倡导“史学革命”为止。
孔子《春秋》记事虽然也很简短，但它与包括《鲁春秋》在内的“百国春秋”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同的。首先，前期史学的主要任务是单纯的记录，史官的对象是不久前发生的言和事。而孔子修《春秋》，主要任务已不是记录了，而是面对着大量积累起来的资料，先要对这些资料进行一番搜集工作。“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13）“使子贡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14）其次，要对这些资料进行一番整理考证工作。“约其文辞，去其烦重。”（15）“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16）再其次，又要把这些整理考证过的资料，按一定的体裁形式组织起来，编撰成书，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这又远非简单的记言记事所能比拟。记言记事都是零星散乱、各不相干的资料堆积，惟有孔子《春秋》才是有剪裁，有取舍，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历史著作。
以上三个特点，是前一阶段记录史学所完全没有的。这是一个崭新的史学实践活动，按照章学诚的说法，谓之“撰述”（即编撰）。无疑，编撰已不是简单、机械的记录了，而是较高级、较复杂的著述工作了。在这个工作中，包含有科学性（搜集整理资料，使之符合客观事实）和艺术性（组织取舍资料，加以生动描述）两种涵义在里面。因此，编撰是史学发展的一个更高层次。
孔子《春秋》由于刚刚脱胎于记录史学，因而不可避免带有浓厚的旧史学的痕迹。历代学者之所以在孔子是“作”了《春秋》还是依鲁史原文问题上长期争论而没有结果，原因就在于没有从记录史学和编撰史学的本质区别上去理解孔子《春秋》与《鲁春秋》的关系，一旦这样理解了，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从表面上看，孔子《春秋》大部分袭用《鲁春秋》原文，二者区别并不大。然而从实质上说，孔子依鲁史记作《春秋》，是对史官记言记事传统的突破，因而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就是破坏记录史学占统治地位的规范体系，代之以新的编撰史学的规范体系。
编撰史学规范体系的完成和占统治地位的确立，有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孔子《春秋》原始记录气味很浓，到了《左传》就不同了，《左传》记事相当详细，首尾完备，没有记录史学的痕迹。大致说来，从《春秋》开始，中间经过《左传》、《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作者们的不断探索、努力，一直到司马迁的《史记》出现，编撰史学的规范体系才基本确立并取得统治地位。自《史记》以后，编撰史学就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实质性的变化，有的，也只是使它更加完善，更加精致而已。自《史记》以后，也就开始了编撰史学高度发展和繁荣昌盛的时期。
在编撰史学高度发展和繁荣昌盛时期，涌现出许多起了示范作用的经典名著，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荀悦的《汉纪》、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等。这些经典名著相互间有密切的继承和创新关系，如《汉书》变《史记》的纪传通史为纪传断代史，《汉纪》又变《汉书》的纪传断代史为编年断代史，《通典》源于纪传体的书志而发展为独立的典章制度史，《通鉴纪事本末》是直接从《资治通鉴》蜕变而来等等。这也说明，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只是在于体裁形式和编撰方法上。以上这些经典名著都有一大批模仿追随者，从而形成编撰阶段中不同时期风格各异的史学流派。
整个编撰阶段的史学活动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在搜集整理资料，编撰史书。这是此期史学活动的主流，其他各种史学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都是从这个主流中派生出来并为它服务的，如考证、注校、补编、辑佚和改编等。此外，由于史学发展主流的变化，此期的史学规范体系，与前期记录史学相比，面貌也有了重大的改观。
1.史学思想：此处指编撰史书的指导思想。整个编撰阶段的史学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彰善瘅恶”、“取鉴资治”和“会通明变”三项。这是三项不同层次的史学指导思想，无疑其中“会通明变”最具思想深度，而且也蕴涵着推动史学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萌芽。但由于官方控制史学并实用主义地把史学作为纯粹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和手段，所以“彰善瘅恶”、“取鉴资治”的史学思想在编撰史书的实践中占据了主导和统治地位，而“会通明变”却长期不受重视，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因此所谓编撰史学，基本上就是在“彰善瘅恶”、“取鉴资治”的宗旨下编撰史书。
2.史学内容：重点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在这个大前提下，由于实用主义地把“彰善瘅恶”、“取鉴资治”作为编撰史学的中心和主导，所以以褒贬为宗旨的人物传记和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典章制度，就构成了编撰史学内容上的两大支柱。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表现在官方正史、府州县志、私人野史里，充斥着帝王将相、忠臣列女、孝子贤孙、奸佞贰逆的事迹，其他行状、家传、年谱之类，不可胜数。典章制度格外地发达，表现在不仅正史里每有书志，而且还有单独的政书问世流行。规模庞大、卷帙浩繁的典志通史“十通”和典志断代史“会典”、“会要”的大量编撰，就是极度重视典章制度记载的有力证据。
3.史学体裁：以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大体裁为主，其余形形色色，名目繁多的体裁形式，都是这三大体裁的蕃衍和变种。
4.史学方法：贯穿在搜集资料、考证资料、编撰成书三方面。搜集资料以官府的起居注、实录、档案为主要来源。考证资料主要借助文字学、音韵学、校雠学、版本学及目录学等辅助学科的知识，运用形式逻辑推理的方法，以考究事实的真伪，辨别记载的异同。编撰成书涉及的方法比较广泛，如详略适中、剪裁得当、文字简洁优美、叙述生动曲折等。但在编撰阶段，由于“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17）即能按照现成的体裁形式，机械地模仿前人来分配、填塞史料。所以除少数优秀者外，大多数编撰史书质量都不高，有千部一腔之嫌。
5.史家：除了史官外，此期还有大量私人史学家存在，这是记录史学阶段所没有的现象。而且与记录史学阶段相比，此期史官制度也有了重大的发展变化，最主要的是出现了记注史官与编撰史官的分工也，即此期有两类史官：一类负责记注，如注下五史、起居郎、起居舍人等，以修起居注为主，为日后修史积累、保存资料，很明显这是记录史学阶段记言记事制度的延续；另一类负责编撰，如著作郎、修撰、编修等，以修实录、国史及最后勒成一代正史为主。后一类史官为前期所无，而且是此期史官中的主角。史官制度的这种变化，鲜明地反映了此期史学以编撰为主的特征。
史官制度的这种变化，有些学者也注意到了。金毓黻曾说：“然吾谓后世之职典记注者，实近于古之史官，而后世之所谓史官，乃上同于孔子、左丘明之删定国史，成一家言，非古史官之所得舆。此又古今异宜，不可不知之一事也。”（18）金氏对这种变化的原因未加解释，如果明了传统史学有记录、编撰两个发展阶段的区别，则此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19）这里所说的史学，主要就是指编撰阶段而言。这个阶段确实是中国史学高度繁荣发达的时期。在此期间，史家辈出，灿若群星，前后辉映。所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史籍，也绝大部分是这一阶段的产物。编撰阶段延续如此悠久，影响如此巨大，以致人们一提起“史学”二字，认为就是编撰史书，这种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残存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编撰史书的浪潮，在中国绵延了二千余年，这种情况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实属罕见。黑格尔曾经谈到这一点，他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而尤其使人惊叹者，便是他们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要知道中国历史家，位列最高级的公卿。大臣二名常追随于天子的左右，职司记录天子的一言一行，历史家便研究了这些记录而加以运用。这种历史的详细节目，我们殊无庸深考，因为这种历史本身既未见有何进展，仅足以阻碍我们历史的进步。”（20）黑格尔这里所讲的，正是编撰史学的一般情况。总的来说，他对这种编撰史学的评价并不高，应该承认，黑格尔的批评的确是抓住了要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