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上从史学发展主流和规范体系的角度，初步探索了一下传统史学的分期问题。运用新的观点、方法来研究传统史学，疏漏和错误是难以避免的，但也从中得出了一些与以前不太相同的结论，或用其他分期方法未能澄清的问题。下面小结一下。
第一，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初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史官搜集整理资料、编撰史书的史学实践活动，而是有一个专门记言记事、纯粹记录的发展阶段。对于这个问题，前人已有所觉察。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1）及“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22）这些议论，倒是触及到了一些问题的实质，与本文论点有某些不谋而合之处。
第二，不少人把“春秋”一类史书称为“编年史”，这个问题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杜预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23）这是对“春秋”最权威的解释，杜预已明确提到“记事者”三字。如果换一种说法，就是：“《春秋》是鲁太史世代相续，按年、时、月、日秉笔登记的档册。”（24）这种档册，其性质只能称之为“记注”式的文字记录，而不能称之为“撰述”式的历史著作，其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后世编年体史书是从“春秋”演化而来，而“春秋”则仅仅是史官记事制度的直接产物。
第三，孔子依鲁史记作《春秋》，实质上是把记注式的文字记录，改造为撰述式的编年史，开创了编撰史书的新阶段。这对分辨孔子是否“作”了《春秋》，可能有所帮助。
第四，中国史官制度源远流长，名称屡改，前后变化很大，令人难以把握。但中国史官制度最大的变化，却是前期记录阶段只有记言记事的史官，而后期编撰阶段却出现了记注史官与编撰史官的分工。抓住了这个主要线索，就可以对中国史官制度的渊源及变化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第五，中国编撰史学有成熟早、著述多、历时久等优点；又有发展缓慢、长期停滞、难以自发地进入更高一个发展阶段等缺陷。原因何在呢？除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外部原因外，恐怕史学的结构、机制、功能等内部原因也不容忽视。而过去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却极少探讨。这里仅简单地谈两点不成熟的意见。
一点是史学思想。前面说过，编撰史学的指导思想有三项不同层次，但这三项史学思想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官方控制史学并利用史学作为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和手段，编撰史学明显走向了一条极端实用主义的道路。所谓“盖史之为用，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25）所谓“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26）就是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目的的清楚表白。而二千多年编撰史书的实践活动，也基本上都是在这种“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臣贤士事业，载奸臣佞人丑行，以传无穷。”（27）和“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28）的目标上翻来复去兜圈子，代代相续，不肯改变。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产生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和典章制度史，而且使得断代史成风而通史屈指可数。断代史无疑就是“鉴前代成败以为元龟。”（29）思想的产物，这在每一个新朝廷都视替前代修史为己任这一点上表现得最清楚。而通史极少有人顾及，则“会通明变”又从何谈起呢？南宋郑憔愤慨地指责班固，说他“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30）其实，致使“古今成间隔”的，罪魁祸首并不是班固，而是极端实用主义的史学思想。在这种实用主义史学思想驱使下，两千多年来，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倾注了无数人的聪明才智，而且更严重的是，它逐渐形成为一种巨大的传统因素。在其影响下，很少有人对编撰史学的这种功用和宗旨产生怀疑，提出异议，更少有人敢于或能够冲破这种传统的樊篱，倡议和实践把编撰史学的重心从这种狭隘的、纯功利主义的目标上解脱出来，去放眼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对社会、历史作一番抽象的、纯哲理的思考。因此，“会通明变”的史学思想提出虽然很早（西汉司马迁），但在“彰善瘅恶”、“取鉴资治”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却长期冷落未受重视，始终停留在口号上，不能在史学实践中成长发展。这样一来，也就抑制和窒息了“会通明变”中蕴涵着的推动史学向历史哲学方向探索、思考的萌芽，限制和扼杀了史学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可能性和机遇。
另一点是史学体裁。编撰史学有三大体裁。编年体是从“右史记事”的产物“春秋”发展演变而来，这种体裁只是简单地记裁所发生的与帝王有关的事件，是一种“记账式”的大事记，因此不便于说明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由纪、传、表、志四部分组成。但它的核心其实是传和志两部分，这一点恰恰与人物传记加典章制度构成编撰史学内容上的两大支柱相吻合，因而才能“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31）纪传体非常适合褒贬人物和记载典章制度，却不便于反映整个历史发展的概貌和脉络。与编年体相比，它甚至更易割裂历史。由于“二体”存在以上这些缺陷，纪事本末体才应运而生。但纪事本末体是直接从编年体中蜕化而来，它适合于专门记载具体的大小历史事件，使人们对每一具体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但若要想把握整个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趋势和概貌，纪事本末体仍然是无能为力的。这样看来，三大体裁的优点是格式清楚，简便易学；缺点是机械刻板，用途狭隘，割裂历史。所以，它们完全不能胜任和充当高瞻远瞩，从整体上阐述历史发展进程所需要的那样一种既能铺叙历史事实，又能归纳演绎、综合分析、阐释驳诘，兼包并蓄，灵活自如的体裁形式。而这样一种体裁形式只有后来从西方传入的章节体才能适应承担。编撰史学体裁形式上的这种弱点，束缚和削弱了史学向高度综合、全面分析、宏观把握方面深入发展的可能，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交错的结果，再加上前面所说的诸外部原因，编撰史学自宋以后长期陷入停滞状态，在低层次上固步自封，徘徊重复。所以元、明、清三代，都只能拾前人唾余，翻不出多大新花样。元代史学之草率芜略，自不用提；有明一代史学，既没有伟大著述出现，也无独创可言，只有野史差强人意；清代史学就创新而言成绩平平，只有考据堪称发达。但这恰好曲折地反映了编撰史学已入末途，补苴拾遗，已是无可奈何之事了。编撰史学的长期停滞和衰落，说明以实用主义为宗旨的编撰史书的阶段已经过时和落伍，史学要重获生机，必须另辟新路。
本文1990年10月15日收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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