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著有《史通》一书，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古代史籍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系统地叙述了历代史官的建置和史书的编撰。其中《疑古》、《惑经》两篇，对他认为是孔子所作的《尚书》、《论语》、《春秋》提出疑惑，显示出刘知几大无畏的反传统精神。为什么刘知几敢于对圣人及其所修经典进行在封建社会中不多见的大胆尖锐的批评？其中缘由很多，但是，他能在初唐“不拘守先儒章句”的有利思想氛围中，正确地运用经史相分的观点，冲破尊经抑史思想的束缚，表现出其“疑惑”的积极意义，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
一、初唐“不拘守先儒章句”的思想倾向
初唐（755年安史之乱前）疆域广大， 在唐王朝直接或间接控制下的一些少数民族处于与汉族的融合之中，整个社会比较开放，这就为初唐文化打上了综合和开阔的烙印。在这种客观条件下，统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对各种思想（如佛道、南学与北学、今文经学同古文经学以及“不拘守先儒章句”的倾向等等）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在我国历史上，唐代“文字狱”最少，就是一明显的例证。
从思想发展的阶段性来看，唐代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化儒学向宋代理学转化的过渡阶段。由于思想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一种社会主导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艰难长期的过程。换言之，就是有一个从活跃、庞杂到有所取舍和趋于统一的过程。如同从先秦诸子百家到西汉武帝的思想统一那样，从魏晋玄学到宋代理学也经历了一个艰难长期的过程。处于思想转化阶段的初唐在思想上面临繁重的任务，首先要对佛、道、儒三家进行合理的取舍，其次要对繁杂为患的经学进行清理，这没有一个较长时期的筛选过程是不行的。当时，佛、道势力强大，此消彼长的斗争激烈。佛道儒三家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初唐（乃至整个唐朝）的思想，既不同于西汉的“儒术独尊”，也有别于魏晋南北朝玄学化的儒学，同时又异于以后“三孝归一”的宋明理学。作为盛世的初唐没有出现与之相称的杰出思想家，这是由唐代处在向理学形成的过渡阶段决定的。
初唐，旧的门阀地主势力逐渐衰颓，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新的集团、阶层在形成和发展中，为了权力的再分配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到玄宗开元初，三十年间，就发生了四五次宫廷政变，李唐皇室集团同武后、韦后诸集团进行了生死搏斗。统治阶级内部的升降沉浮，生死贵贱，使人眩目。剧烈的倾轧，使他们放松了对思想的控制。作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处于潜在力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的时候。具体说，就是儒学中调整阶级之间与各阶级内部关系、传统伦常关系、“德治”和“仁政”的政治主张等理论显得粗糙，不够完备的系统，因此处于统治阶级想用但又感到不够用的尴尬局面。统治阶级依据其自身的利害关系，时而抬高佛教或道教的地位，对儒家（除忠孝思想）形成强大的冲击，儒学未能显示出其在思想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初唐有不少人重新估价过去的思想权威，“不拘守先儒章句”就是这种估价的表现之一。
唐高祖在证明灭隋建唐的合理性时说：“尧舜汤武，各因其时，取与异道，皆推其至诚以应天顺人，未闻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禅让。”（《资治通鉴》卷185）唐太宗不相信远古圣人都是完人，他说：“唐、虞大圣，贵为天子，不能化其子。”（同上，卷195）张行成赞颂唐太宗，拨隋乱，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中， 其功劳远远超过了大禹商汤，不是这些远古圣王所能比擬的。（《唐语林》卷一《言语》）为了使儒家典籍能更好地为唐朝封建统治阶级服务，颜师古说：“周公旧章，犹当择其可否；宣尼彝则，尚或补其阙漏。”（《旧唐书》卷二十二《礼仪》二）司马贞也对古史中记载大禹的简朴持怀疑态度。（《史记·夏本纪》索引）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四门博士王玄感，表上《尚书纠谬》十卷， 《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衍》三十卷。……宏文馆学士祝钦明，崇文馆学士李宪、赵元亨，成均博士郭山恽，皆专守先儒章句，深讥玄感掎摭旧义。玄感随方应答，竟不之屈。唯凤阁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右史张思敬，雅好异闻，每为玄感申理其义，由是擢拜太子司议郎。”（《唐会要》卷七十七《论经义》）刘知几更是大力反对儒者的“章句之学”。他认为“章句之学”只对儒家经典作大量繁琐义疏，没有创见，脱离现实生活，对军国大事、人生世务无所裨益。他指出：“儒者之学，苟以专精为主，止于治章句，通训释，斯则可矣。至于论大体，举宏纲，则言罕兼统，理无要害。故使古今凝滞莫得而申焉。”（《史通·申左》，以下所引《史通》均只注篇名）。“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牴牾，自相欺惑。”（《自叙》）“博而寡要”，实际是繁杂无用的同义语，而“贵远贱近”，则既不符合客观历史实际，又不利于封建统治。刘知几认为“儒者之书”尽是“糟粕”，这就从根本上对“章句之学”进行了否定，这种否定在当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初唐这种喜欢攻难先儒，“不拘守先儒章句”的思想倾向，为放开思想来研究问题、打破传统儒学的一些束缚、活跃学术空气，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种有利的思想氛围成为刘知几“疑古”、“惑经”的一个重要而直接的思想来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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