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史相分是“疑古”、“惑经”的先决条件之一
尽管初唐具有重新估价过去思想权威的有利思想氛围，但也只有刘知几敢于直接接触孔子本人及其经典本身存在的问题，把古史记载不真实的原因直接追根溯源到孔子那儿，并对此进行尖锐有力的批评。这不仅需要胆识，还需要机智和“有理有节”。刘知几巧妙地运用了对经史关系的认识，以“经史相分”为理论先导，创作了《疑古》、《惑经》。
经史分合，经指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自汉以来，推尊儒家，儒家经学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也是封建文化的正统。史，专指记载历史的书籍。由于经包含有具普遍意义的义理、原则等，因此对封建史书的影响很大。自汉以来，经史分合成为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成为中国封建正统指导思想与史学对立统一的集中表现之一。可以通过史学家对经史关系所作的评断，集中透视出其进步的或落后的史学倾向。
在封建社会的特定条件下，要对孔子及其经典进行“疑惑”（刘知几主要是在史学方面进行这项工作的），首先就要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降为一个普通的史学家，把《尚书》、《论语》、《春秋》由所谓的经典降为一般史书来对待，而刘知几的“疑惑”就是通过“经史相分”来实现的。经史相分的重要意义在于为“疑古”、“惑经”开通了道路，成为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
刘知几是怎样看待经史相分的呢？
我国古代早期学术处于萌芽状态，学科分类不可能细密。经与史作为早期的主要学科自然地在内容方面出现相近或相合。从春秋后期开始，经书就出现了。随着《春秋》及稍晚一些的《左传》的完成，史学形成加快。但当时人的认识还无所谓经史分合。经学是在西汉武帝时正式形成的，它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对《五经》的议论和阐发。汉代人认为《五经》都是经过孔子之手而编修的，它们不但对社会生活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而且其中的《诗经》、《尚书》、《春秋》也是历史著作。《尚书》作为古代文献汇编成为汉代儒家经生宣扬二帝三王文武周公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他们还编造出所谓虞夏时代的《尧典》、《皋陶谟》等，与商周时代的书籍配合起来，构成了比较完备的儒家古史系统。《春秋》一书大体上是春秋时代鲁国史书的原文，汉代儒生把它看作是孔子通过历史记载以正君臣上下等级名分的书，并大事穿凿附会，导致了把后来的修史工作也看作阐发《春秋》意旨的手段。在西汉，史学正式形成，这是以司马迁《史记》为标志的。但是，汉代人对经史关系的认识笼统而模糊。他们把“史”理解为政治哲学，认为“史”是“经”的附庸，史书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就依附于“春秋”类，还未能从经书中完全分离出来。随着魏晋时期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晋代荀勖根据魏郑默的分类，撰《中经新簿》，史籍独立为“丙部”，开始与经分离。东晋李充撰《晋元帝四部书目》，史部升为“乙部”，从而超过了收录“诸子”一类书的“子部”地位，由“丙部”升为“乙部”。《隋书·经籍志》把“经史子集”为序的四部分类固定下来。
南北朝时期，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史学”一词，史学具有了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而形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名称。从刘宋开始，国家所设置的四种专科（玄、儒、文、史），史即其中之一，当时以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招集和传授门徒。《晋书》卷104记载：石勒于晋元帝太兴二年（公元319年）自立为赵王，以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专掌有关史学事。“史学”一词始见于史册，这表明了史学自身的发展，更证明了在古代学术中，史学已有了其突出的地位和重要性。经史由统一、模糊到分离的过程基本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刘知几对经史相分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曰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史通·叙事》）“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浮词》）。刘知几对经史相分的认识自有其用意。他是为了把所谓经典的《尚书》、《春秋》作为一般史籍来对待，把圣人当作一般史学家看待而强调经史相分的。这就不同于《隋书·经籍志》按图书分类而确定的经史分离。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其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六家》）这就十分明确地把二书划为史学“六家”之中的两家，相应地这两书的作者也就在此范围内成为普通史学家了。他又说：“文籍肇创，史有《尚书》，知远疏通，网罗历代”（《人物》）。“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自叙》）这就与汉代儒生为了证明孔子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圣人”，从而借孔子以抬高自己地位，而把《尚书》、《春秋》当作政治哲学的“史”相异了。而刘知几也可以减少别人的非议，以从容地评说孔子及其经典。他在《史通》中尽量把对孔子以及涉及经典的讨论限制在史学范围。他说：“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兢爽。欲加商榷，其流实繁。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补注》）他强调对《春秋》的批驳也是“惟摭其史文，评之于后”（《惑经》）。从其二文的具体批驳内容来看，他也在主要方面坚持了经史相分思想。
在《疑古》篇，他指出《尚书》、《论语》所记之事有十条是虚假的。其中最具批判精神的是对传习已久的二帝三王禅让之说的否定（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论此说是否合乎古史禅让的实际）。他说：“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他认为对古代著述（包括经典）不要盲信不疑，因为古代著述中多有妄测虚增、矛盾谬误、真伪相杂，贻误后学的记载。他得出结论说：“远古之书，其妄甚矣”。
在《惑经》篇，他认为《春秋》有“十二未谕”（即使人难以理解和明白的东西）。他说：“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春秋》记他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来者所言，多非其实。……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巨细不均，繁省失中。”他又说孔子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本国讳，是爱憎由已，“厚诬来世”，严重损害了历史的真相。这就从《春秋》的体例，写作态度与方法，内容的真实性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尖锐的批评。然后，刘知几指出：“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纵，将圣多能，便谓所著《春秋》善无不备。而审形者少，随声者多，相与雷同，莫之指实”，以致出现了“欲神其事”，“谈过其实”的“虚美五”。孔子《春秋》明明用“古史全文”，却被誉为有后人不能增删一字的笔削之功；明明劝诫之义相乱，却被颂为“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明明书法不直，却被赞为会使“乱臣贼子惧”；明明是“推避以求全，依违以免祸”之作，却被称许为不二之作；明明微言大义是当时的作史风尚，偏偏被推崇为只此一家。这些都是孟子、左丘明、司马迁和班固的穿凿附会之论，是不可取的。
通过经史相分，就保护了刘知几免受“非圣无法”的攻击，使孔子及其经典在史学范围内受到大胆尖锐的批评。这表现出刘知几企图使史学摆脱经学的束缚，使史学真正成为于国于人有利，有益于劝诫的思想倾向。这也是一种敢于不畏圣人，追求历史真相、追寻真理、唯善是从的进步史学倾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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