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支配史是其对孔子及经典评说矛盾的根源之一
我们不应只看到经史相分、自成一家以及其对“疑古”、“惑经”所起的作用，也应看到，在经史分离逐步进行过程中，经学思想、原则（实质是儒家的纲常礼教）作为一种主导思想也日益渗入史学，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与支配，从而在思想内容方面出现经史由分离中又趋于合一的局面，这个局面日益强化并加速完善。可见，经史分合是一个相互交织进行的过程，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在形式上经史相分得到明确，但史始终居于经之后；在思想内容方面则强调经对史的指导和控制，即合一。班固父子批评司马迁“大敝伤道”。扬雄把孔子、五经比为日月，诸子百家喻为星辰，强调治学应以孔子、五经为归宿（《法言》）。刘勰认为史书，“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文心雕龙·史传》）。经史合一在古代史学领域产生了如下的影响：修史目的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变为单一的唯事褒贬；为君讳、为父讳等在史学中时隐时现；史籍的形式和种类多样化，而记述内容却日益单一与贫乏，“列女传”由记述各类型妇女变为专记忠孝贞烈的“烈女传”，正史中多“忠臣、逆臣、孝友”等传；私家修史已被设馆修史基本取代，等等。封建史学掉在封建纲常礼教的蛛网上，越是想摆脱束缚，就越要受到严密的控制。经史关系中摆脱与束缚的矛盾反映在刘知几的认识与史学实践中，形成了经史相分与经支配史的矛盾，导致了他对孔子及其经典的矛盾评说。
刘知几认为经对史有支配作用，他认为，“经犹日，史犹星”（《叙事》），史学应该服从名教。他又说：“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以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曲笔》）。“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惑经》）。这就把史学变成为纲常礼教的附庸，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因为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必须树立皇帝在国家、家长在家庭内的绝对统治地位。这样以忠孝为核心的名教思想就不允许任何人加以非议。封建政府还以法律形式来加强与巩固名教的地位。《唐律疏议》就把“谋反”、“谋大逆”、“不孝”等列为“十恶”（卷1《名例》1），看作是不能宽恕的罪行，要特别加重处罚。这种因名教思想的需要用法律形式鼓励隐讳，势必对史学领域早已存在的“曲笔、讳饰、回护、虚美”等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之公开化。在这种氛围中，刘知几也就不可能从思想实质方面对封建思想专制的偶象孔子及其经典作进一步的分析、批判；也就难以将其在史学领域不畏圣人，追求事实真相、追寻真理、唯善是从的进步史学倾向坚持到底。在《史通》的不同篇章以至于在同一《惑经》中，对孔子及其经典出现了十分矛盾的评说。
这种矛盾具体表现为：“直书”对“曲笔”的让步，实质也就是以牺牲历史真实性以屈从名教思想。他说：“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从坚持直书，以其为《史通》中心思想之一，转为可以公开曲笔，他说：“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惑经》）。还表现为，刘知几有时甚至不顾客观事实，对孔子及其经典进行“虚美”。从他反对别人对孔子及其经典的“虚美”到他本人进行这种“虚美”，可见这种矛盾的深刻性。他说：“《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断限》）。《春秋》是“明如日月，持用不刊”（《浮词》）。《春秋》、《尚书》“意指深奥，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塗异辙，亦各有差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叙事》）。“《春秋左氏》、《古文尚书》，虽暂废于一朝，终独高于千载。”（《杂说下》）《尚书》、《春秋》“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叙事》）。“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称谓》）、“《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忤时》）此类说法，不一而足。与刘知几运用经史相分来批驳孔子及其经典的错误时所表现出来的进步史学倾向形成鲜明对照，可见其落后思想倾向。
对《史通》中存在的这种矛盾，有同志认为，主要是因为刘知几作《史通》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内篇先已成书，外篇还未定稿。全书修成以后，刘知几没有来得及对全书再加以订正和统一。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不过笔者浅薄地认为，即使刘知几能够修订统一全书，从而避免《史通》在文字、篇章与内容上的一些重复和矛盾，但他始终难以摆脱其思想深处存在的经史相分与经支配史的矛盾，也就始终存在其进步史学倾向与落后思想的矛盾，因而也就无法消除《史通》中对孔子及其《尚书》、《春秋》一面尖锐批驳，一面又大加颂扬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文字、结构方面的修订与统一所无法消除的。经史分合既为“疑古”、“惑经”开通了道路，又阻碍了其对孔子及其经典更为深刻和全面的批驳。尽管刘知几有这种矛盾评说，《疑古》、《惑经》仍然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史学史的重要文献。刘知几敢于反传统、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时时给后代的思想家、史学家以启迪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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