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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我们看到，王符的历史观与宿命论不同，是一种发展、变化、积极有为的理论，这就决定了他的探索工作不是靠乞怜于外部神灵，而是直接关注社会历史本身，从社会的内部结构和规律中寻求最后解答。这便构成了王符史论的第二个层面，即关于社会本质及其内部诸因素相互关系的理论。它主要包括对德与法、本与末、义与利等几对传统命题的讨论。
所谓德与法的关系，既是一个统治策略的问题，也可说是一个历史理论问题。因为它不只代表教化和刑法两种不同的统治手段，也指分别以此作为为政的根本原则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那么，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统治手段或不同类型的社会，哪个更符合人类本质的要求，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呢？早在先秦时期，各个学派就曾对此发表过不同的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儒法两家，儒家的崇礼、法家的尚法开了德刑之争的先河。但是秦王朝独任法术迅速崩溃的事实，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两者的关系，于是“德刑并举”就成为汉代统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原则（11）。
王符对德与刑的认识有其独特的见解。他虽也主张“德刑并举”，但实际上对两者关系的认识要更为深刻。首先，他不只是把德、刑作为统治策略，而是作为一种政治境界或者说是作为社会的本质来对待的，这就是“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12）；其次，关于德与刑的关系，他没有停留在“德刑并举”的认识上，而是给予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德与刑本不是同一层面的东西，在两者之中，德化是最高境界，刑法则是通向它的桥梁，或者说，德是根本，刑不过是除恶理乱的手段，它的目的只在于“以诛止杀，以刑御”（13）；最后，王符关于德刑的理论还是以他对于人性的认识为基础的。他指出“民有心也，犹为种之有园也，遭和气则秀茂而成实，遇水旱则枯槁而生孽；民蒙善化，则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14），于是他便从这里推导出“以德化为本”的理论。
与德刑相关的还有本末、义利几对范畴。本与末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的一对概念。本指农业，末指工商。自先秦以来，农本商末几乎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一条准则。这一理论的产生固然有其必然性，即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自然经济）和政治结构（专制制度）密不可分，但是从社会的发展来看，片面抑制工商业却是极其有害的。汉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日益带来繁荣和实惠，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农商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这方面，王符的本末理论具有代表性。
王符在其著作《潜夫论》中，对本末问题作了大量论述，其中《务本》、《本政》等篇就是专门讨论这些问题的。综合这些论述，大致有以下几个基本思想：（1）突破了传统的农本商末的定义，认为凡事皆有本末之分。在他列举的八对本末关系中，几乎包括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以“富民”为主旨对农工商三者的社会意义作了重新估价，认为经济领域内农工商三者皆可富民，无有本末之分，而只是在每一行业的内部才有本末的差别；（3）把如何看待农工商三者的作用和关系，不只是看成经济生活中的事情，而是作为整个社会基本关系的一部分，尤其与社会的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指出“贫则厄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15）。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思想作为王符本末理论与传统本末理论的不同，有着重要意义，那就是把对工商业进而对整个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这样一来，也引出了一对新的矛盾，即既然用物质资料的产生和生活作为道德产生的依据，那么又如何理解“以德化为本”的原则呢？王符进一步指出：“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正学乃得义……故明君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16）这样就把“富民”与“正学”共同作为立国之本，从而使二者得到了统一。
义利之争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儒家是尚义的，认为做事首先应该考虑应不应该，而不能视个人的利害和物质利益的得失过重。并把这些作为划分君子、小人的准则。王符对于义、利的认识虽然也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但值得提出的是，王符的义利观不只是抽象的议论或价值观，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理论。他在崇尚仁义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现实合理性，认为“富贵则人争附之，此势之常趣，贫贱则人争去之，此理之固然也。”（17）不仅如此，他还直接把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与国家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明确指出当时国乱世衰、道德崩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物质生活的困厄，它使人背义忘善。于是大力提倡“富民”和“为民爱日”，把这作为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根本保证。
以上分析表明，王符对于德刑、本末、义利关系的考察，尽管沿袭了传统的命题，而且旨在探讨人君的为政之道，但是它们却无疑具有历史理论的意义。他关于德、刑关系的认识，实际把人们在一般意义上对它们的讨论赋予了本末、体用的含义，从而上升为对于社会历史的根本看法；他关于本末、义利的思想，也已超出了传统讨论的范围，包含了对于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等社会基本问题的深刻见解。这些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以人性道德作为最高原则来解说社会和历史；二是强调物质生产和物质利益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如果说前者深深地打上了社会伦理史观的烙印，那么后者则自然倾向了唯物史观，二者的交叉融合便构成了王符史论的基本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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