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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查王符的史论可以看出，其中有一根主线贯穿始末，那就是对于作为社会和历史主体的人的价值的重视和肯定。例如他在人类社会的起源上通过对有神论的否定，恢复了人的自然属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诸种关系中坚持“以道德为本”（他对社会物质生产的重视也可看作是对人的价值重视的一部分）；而在人物的评价上又始终主张以人自身的属性反抗世俗权力的压迫等等，都是如此。对于这一特点，我们不应只作为王符个人的思想倾向来对待，而应联系思想史和社会背景肯定其所具有的意义。
人在宇宙间倒底占有什么位置，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古老的课题。在原始思维阶段，人作为自然的从属物是无主体性可言的。商周时代，“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思想的出现，表明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到了先秦诸子那里，才确认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优越地位，并进而开始探讨人自身的价值。最有代表性的是荀子基于天道自然论而得出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不过受认识水平的局限，在当时对人的价值的重视还不足以把人从天的依附下彻底解放出来，于是一种将天人合观的思想方法（天人合一）发展起来。这种思维方式的出现，既是认识进步的结果，同时也为神秘主义的复活准备了条件。到了两汉之际，一种以天人感应为特色，具有神学目的论意义的理论体系便经由董仲舒和《白虎通》建立起来了。在这种体系中，“天”是最高主宰，是派生万物而无所不能的人格神，至于人事、政治，包括君主、臣民、父子、夫妇皆配天而生，应天而动，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不过是天导演的一出周而复始的治乱史；而在人间，“惟天子受命于天”；“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从”（38）。于是人不仅在宇宙间失去了主体存在的价值，在社会中也失去了独立人格。这就是两汉正统学说所安排的秩序。更有甚者，是由这种理论所引发的弥漫于两汉社会的谶讳迷信，它在形式上表现得更为荒诞，并且把天人感应的宿命论推致极端。这样一来，人类在长期的认识实践中逐步独立出来的主体意识，竟被这种疯狂的神秘主义浪潮所吞噬，认识前进的步伐在这里倒退了。
然而，由先秦建立起来的朴素的唯物论传统和现实理性精神并没有因此中断，而是在另一条道路上艰难地前进着，这便是由两汉的异端思想家们所承担的使命。从司马迁对天道的怀疑开始，到杨雄高扬理性的《法言》的问世，中间经由桓谭、王充对神学的公开批判，再到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直接喊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清晰有力地展现了这条道路的历程。
王符的批判思想自然属于这一历程的一部分。从他对以往唯物主义和理性传统的继承来看，荀子的“天人相分”理论、《易传》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淮南子》的天道自然法则、贾谊的民本思想、王充的元气自然论等都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有所反映，并直接成为向正统神学和现实政治论战的“批判武器”。当然，王符的理论本身也表现出了特点，他对正统学说的批判不是靠抛弃和摧毁，而是通过修正和改造达到目的。首先在天人关系上，他仍然沿用了由天而人，用天地自然对应论证人事的思维方式，甚至保留了当时普遍流行的“天人感应”的形式，但他却在内容和相互关系上作了重新说明，即通过对天作自然物质性的界定，提出“明乎天人之道，达乎神明之分”（39）、“人道曰为”，极大地突出了人的地位和能动作用，从而改变了正统天人理论“舍人事而任鬼神”（40）的目的论格局；其次，他在对待社会政治秩序的时候，对于君与民的关系也作了调整和修正。他不仅不象正统学说那样，把君主看成身披灵光的“神人”，也不同意“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41）的绝对专制理论。在他看来，君主只是政治的执行者而非体现者，于是便对君主的行为作出了现实的规范，把“富民”、“恤民”、“利民”、“安民”作为考察政治好坏的标准，由此也就提出了“民为国基”、“民为邦本”的思想。
总之，王符的社会批判思想之所以在历史上以“明达治体”、“切中得失”（41）受到重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批判触角不只是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而是直接动摇了当时腐朽的社会关系所赖以维系的理论基础--他正是通过对正统意识形态的天命观、历史观的批判和矫正，建构起现实有为的政治伦理体系，为东汉中期以后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寻找出路。应该指出的是，王符强调用人性道德解说历史的方法尽管同样无法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但是这种做法本身却是极其有意义的，那就是对于廓清两汉的神秘主义迷雾，恢复先秦朴素的唯物论传统，同时也是为了挽救社会危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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