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河东一传”究竟指谁？
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二书》中，说到“师鲁素以史笔自负，果然河东一传大妙。”韩淲因在《涧泉日记》中，对此提出“不知谓作何传耳”的问题，千百年来无人解答，《献疑》认为“河东一传”就是指《新五代史》中的《裴皞传》，并且举出四点理由：一、“裴皞为河东人，以郡望为称谓，这是古人的习惯。”二、裴皞为唐、晋间“名仕重臣”，而唐、晋则为尹洙分工范围。三、《裴皞传》“语简词约，符合尹洙的文风。”四、欧阳修“信中所讨论的是《新五代史》而绝非《十国志》，”所以“河东一传”必然属于《新五代史》中的列传。《献疑》勇于立说的精神非常可贵，但这些论据却难以令人信服。
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献疑》所举的第四点理由，那就是“河东一传”所指的究竟是属于《十国志》，还是属于《新五代史》中的篇章？为了澄清事实，我们还是先看一看欧阳修信件的原文吧：
开正以来，始似无事，治旧史。前岁所作《十国志》，盖是进本，务要卷多。今若便为正史，尽宜删削，存其大要。至如细小之事，虽有可纪，非干大体，自可存之小说，不足以累正史。数日检旧本，因尽删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师鲁所撰，在京师时不曾细看，路中昨来细读，乃大好。师鲁素以史笔自负，果然河东一传大妙，修本所取法此传。为此外亦有繁简未中，愿师鲁亦删之，则尽妙也⑦。
以上引文，一气贯通，全是说的有关《十国志》的问题。欧阳修首先讲到因治旧史（即《五代史》）而修改《十国志》；因修改《十国志》而“细读”尹洙所写的《十国志》篇章，由此发现“河东一传大妙。”这就明确无误地交代了“河东一传”就是《十国志》中的篇章。《献疑》对此避而不谈，却引下文涉及《五代史》问题的一些与此毫无关系的话语，来证明“信中所讨论的是《新五代史》而绝非《十国志》”，这种逻辑实在令人费解。
其次，古代以郡望相称者，其人在政治上或文化上必有过人之处，如柳宗元被称为柳河东即是。裴皞身居乱世，官止尚书，也没有什么特别事功，说不上是“名仕重臣”。何况《新五代史》将他列入《杂传》，而《杂传》所载乃是“历事数朝，为君子之所羞”的人物⑧。这样的人欧阳修怎么会讳言其名，而以郡望尊称呢？
再次，欧阳修此信作于景祐四年，前已指出，那时《五代史》尚在经始之际，并无成稿；《献疑》也认为“讨论时书（指《五代史》）尚在编撰之中”，既然如此，又哪来《裴皞传》可以“细看”呢？而且“河东一传”既然属于《十国志》篇章，与后来尹洙编写唐、晋纪传的分工，又有什么关系呢？至于说《裴皞传》“语简词约”，试问《新五代史》中哪一篇不语简词约？这一点怎么能够作为尹洙所撰的特别证明呢？由此可见，欧阳修所说的“河东一传”决不是指《裴皞传》，这是十分明显的。
基于以上所述，“河东一传”既然出于《十国志》，既然不是指《裴皞传》，那么究竟是指谁呢？按照《新五代史》的体例，《十国志》中的列传必然要列入《五代史》中的《十国世家》。在《十国世家》中，《东汉刘旻世家》最有可能是“河东一传”的化身。
欧阳修为什么称《十国志》中的《刘旻传》为“河东一传”呢？原因就在于刘旻与河东镇结下了不解之缘。河东在唐、五代既是道名，又是方镇的名称。自唐开元十八年，“更太原府以北诸军州节度为河东节度”，始有河东节度使之名，从此历五代不变，一直是当时的军事重镇。唐中和三年（883），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传子李存勗，遂以灭梁。后来石敬瑭、刘知远都以河东节度使夺取政权。刘知远镇河东时，以从弟刘旻为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及建后汉，又以刘旻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周灭后汉，刘旻便占据河东称帝，与后周相抗衡，是为北汉（欧史作东汉）。由于北汉据有河东，故史家记事，皆以河东称北汉。《旧五代史》中此例甚多，略举如下：
广顺元年正月乙酉，潞州奏：“河东刘崇（即刘旻）于正月十六日僭号。”
同年七月己丑，镇州奏：“破河东贼军于平山县西。”
广顺二年二月癸卯，诏：“先获河东乡军一百余人各给钱鞋，放归乡里⑨。”
显德元年二月庚戌，潞州奏：“河东刘崇与契丹大将军扬衮举兵南指。”
同年三月癸巳，“王师与河东刘崇、契丹杨衮大战于高平，贼军败绩。”
同年三月甲午诏：“赐河东降军二千余人各绢三匹，并给其衣装。”
同年六月庚午，“帝至自河东⑩。”
这些记载，无论是奏报或诏令，都以河东称北汉或刘崇，有的还直称“河东刘崇”，刘崇就是刘旻。欧阳修把《十国志》中的刘旻传称为“河东一传”，不过是沿用旧日流行的称呼罢了。
至于说“河东一传大妙”，妙在何处？看来并不是像《裴皞传》中那种门生故吏之间的小小故事，而是指刘旻发动的高平之战这样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高平之战，周世宗打败北汉，进围太原。刘旻因此忧病以卒，而周世宗则从此整军经武，国势大盛。传文对世宗亲冒矢石，转败为胜的战争场面，写得有声有色。《通鉴》叙高平之战，即以欧史为蓝本。而欧史此篇当即依据尹洙《十国志》原稿熔铸而成。这倒是史学上一桩饶有兴味的佚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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