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代春秋》哪来尹洙修史的“佐证”？
《献疑》为了说明“《新五代史》有尹洙分修之功，”还提出《五代春秋》作为尹洙分修《新五代史》的“佐证”，但不是拿出事实作证据，而是从两书的“神似之处”作文章，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
《五代春秋》成于何时，诸书均无记载。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说：“天圣中，欧阳文忠公与尹师鲁议分撰（按指五代史），后师鲁别为《五代春秋》，止四千余言，简有史法。”考欧阳修与尹洙订交始于天圣九年，同在洛阳。那时尹洙知河南府伊阳县，职掌较闲。他既“以史笔自负，”而又擅长文辞。欧阳修说他“平居弄翰墨，挥洒不停瞬。谈笑帝王略，驱驰古今论（11）”。《五代春秋》可能就是在天圣、明道（1030～1033）之际写成的。我怀疑王辟之把尹洙修《五代春秋》和欧、尹相议分撰《五代史》的时间搞颠倒了。应该是《五代春秋》成书于前，然后欧、尹再议分撰。这是因为从景祐元年（1034）以后，欧、尹相继调京任馆阁校勘，先是合编《十国志》，后又议修《五代史》，这样一来，尹洙既没有时间，更没有必要去写《五代春秋》了。《献疑》也认为“《五代春秋》的编纂应在《新五代史》编修之前。”这一点似乎存在着共识。不过《献疑》的意图在于说明“《新五代史》本纪是模仿《五代春秋》”而成，我们却认为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二书》明白指出，他们首先要分撰的是五代本纪，那么《五代春秋》即使先已成书，欧阳修也不以为它可作《新五代史》的本纪，而是要重新编写。这又怎么能说《新五代史》本纪是仿效《五代春秋》呢？
我在《欧阳修的史学》中说过：“《五代春秋》叙五代大事，文简事略，全然仿效《春秋》，与欧史相较，无论在史实和文笔方面彼此都不一样。”这从内容和形式上说明了欧史和尹书的不同。如有不信，我们还可进一步加以探讨。
第一，从体例上看，《新五代史》作为一部纪传体的正史，不是规仿编年体的《五代春秋》，而是取法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南、北史正是“打破朝代界限”，把历朝的本纪合编在一起。列传则有的综合编写，有的分代为文。《新五代史》的作法与南、北史如出一辙。《五代春秋》并非纪传史，与《新五代史》体例不同。这是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如就《新五代史》本纪部分而论，虽然与《五代春秋》同属编年，但彼此取舍又有区别。《五代春秋》于“十国兴废大事必书（12），”而《新五代史》本纪则“十国外而不书（13），”在体例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第二，从书法上看，两书虽然都注意褒贬义例，但是具体作法并不一致。例如《新五代史》于同光元年书敬翔之死曰“自杀”，而书李振等之死则曰“杀”；《五代春秋》则统书为“诛敬翔、李振。”又如乾祐三年，苏逢吉之死，《新五代史》书“自杀”，如敬翔之例；《五代春秋》则书“诛苏逢吉”。按理“诛”是指有罪被杀，与自杀不同。实际上敬翔、苏逢吉都是自杀，也不一定有必死之罪，《五代春秋》书之曰“诛”，有些与事实不符。此尹不如欧处，显然可见。
关于书葬问题，《献疑》说：“《新五代史》因梁太祖、唐庄宗皆被弑，故不书葬；唐明宗寿终，故书葬。《五代春秋》也是这样记载。”按《新五代史》徐无党注，梁太祖、唐庄宗皆“以不得其死，故不书葬，”唐明宗“虽得其死，而为贼所葬，故亦不书葬。”《献疑》叙事已有错误。至于《五代春秋》对梁太祖虽不书葬，但对唐庄宗之死，根本就没有记载，哪来书葬之事。唐明宗虽然寿终，《五代春秋》也不书葬。可见欧史和尹书在书法上也不相同。
第三，从内容上看，《五代春秋》极为简略，《新五代史》本纪则比较翔实。如以后唐建立的同光元年为例，《五代春秋》所记才42字，《新五代史》本纪则为1002字，前者不过后者的4.2％。如以全书论，《五代春秋》二卷，全文“止四千余言；”《新五代史》本纪十二卷，通计37,240字， 前者才及后者的十分之一多一点（14）。历来学者对《新五代史》本纪已嫌其简，那么《五代春秋》岂不是毋乃太简乎？
第四，从文笔上看，欧阳修和尹洙虽然同治古文，但文章风格并不一样。尹洙是“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15）；”欧阳修则“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16）。”“谨严”与“自然”，这正是他们在风格上的实质性的不同。《献疑》却以古文家共同具备的“行文简约”这种表面现象，来说明欧史师仿尹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就上述四点看来，《五代春秋》与《新五代史》本纪，既谈不上形似，也谈不上“神似”。这种啥也不“似”的关系，怎么可以“作为尹洙确曾参与《新五代史》编修的佐证”呢？
从以上各节中，可以概括为三点意见：一、尹洙是编写《新五代史》的倡议人之一，并且撰写了《十国志》中的部分篇章，还计划编写五代纪传，但究竟写了多少，没有明确记载，不可估计过高。二、尹洙所写的“河东一传”是指《十国志》中的刘旻传，也就是后来《新五代史》中的《刘旻世家》，而不是《裴皞传》。三、从体例、书法、内容、文笔等方面来考察，《五代春秋》和《新五代史》彼此不同，两书之间说不上有什么关系。
还有，欧阳修是一位大文学家，他治古文虽在尹洙之后，但他的成就却超过了尹洙。尹洙即使为《新五代史》提供了若干篇章，也只能作为史料，经过欧阳修剪裁润色之后，已经与全书融为一体了。所以章学诚在评论《涧泉日记》所载尹洙分修《新五代史》时说：
今观七十四篇，实出一手，虽有牴牾，亦是一人精力检点未到。盖欧公于此自命甚深，纵有他人之作，亦必更加鎔裁，使其义例协于一矣。盖史家文字原不责其尽出于己，但要学足以该之，才足以运之，而识足以断之尔。欧公文笔足以自雄，而史识、史学均非所长，故所争不在有人助力与否，而在大体之有合古人否耳。（17）”
不管章学诚对欧阳修史学的看法如何，但在这里他承认：第一，《新五代史》全书实出一手；第二，史家文字原不责其尽出于己；第三，欧阳修文笔足以自雄，所争在史书大体，不在有人助力与否。章学诚这几点意见说的非常中肯。近人叶景揆也有对《新五代史》的评论，可以一读：“五代群雄割据，前后五十余年，欧史如一笔书，脉络清晰，体例完善，可谓奇作。一人修史，除史迁外，未有如之者也。”（18）《新五代史》始虽由于分撰，终则成于一手，结构谨严，文辞高简，而且具有显著的思想特色（19），不愧为自成一家的历史名著。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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