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作于汉武帝时代，正值经学在中国历史上开始崛起的时期。作为一部既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时代学术水平又能从一定角度上反映时代精神面貌的杰作，《史记》自然会与当时的经学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至于这种关系的性质以及具体情况如何，则自班彪、固父子以下，学者的见解实多分歧。如果想详细地、逐点地讨论前人争论过的具体问题，那在一篇文章中是作不到的。因此，以下可分为几个主要问题来作一些讨论。
一、关于司马迁对于经学的基本态度问题
《史记》对于经学所持的态度，是贬抑？还是重视？这是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性质的问题。
东汉初期，班氏父子在论述司马迁时，是把他视为离经叛道者的。班固说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班固的说法源出于其父，不过班彪的话说得更重，竟说司马迁“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当然，有类似看法的也不止班氏父子。班彪同时代人博士范升曾向光武帝“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范升所说具体内容已不可知，而其对手陈元上书光武帝说：“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按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媟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摘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见《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不论范陈二人争论的是非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东汉初年，司马迁《史记》是否离经叛道，这已是学者争论的问题了。
对于班氏父子的说法，宋代的沈括、晁公武皆有辩难；而清人梁玉绳的辩驳尤为针锋相对。梁氏说：“夫史公考信必于六艺，造次必衷仲尼，是以孔子侪之世家，老子置之列传。尊孔子曰至圣，评老子曰隐君子，六家要指之论归重黄老，乃司马谈所作，非子长之言；不然，胡以次李耳在管晏下，而穷其弊于申韩乎？固非先黄老而后六经矣。游侠传首云以武干禁，又云行不轨于正义，而称季次、原宪为独行君子。盖见汉初公卿以武力致贵，儒术未重，举世任侠干禁，叹时政之缺失，使若辈无所取材也。岂退处士而进奸雄者哉？货殖与平准相表里，叙海内土俗物产，孟坚地理志所本。且掘冢、博戏、卖浆、胃脯，并列其中，鄙薄之甚。三代贫富不甚相远，自井田废而稼穑轻，贫富悬绝，汉不能挽移，故以讽焉。其感慨处乃有激言之，识者读其书因悲其遇，安得斥为崇势利而羞贫贱耶？况孟坚于史公旧文未尝有所增易，不退处士，不羞贱贫，所以不立逸民传？又何以仍传游侠、货殖？”（《史记志疑》，卷三十六）梁氏词锋之利，可以使班氏语塞。不过，梁氏所说三条本身仍有待于分析。
第一、“考信必于六艺”（语出《伯夷列传》），“造次必衷于仲尼”（语出《孔子世家赞》），这都是司马迁自己的话。司马迁作《史记》，基本上也实践了自己的话。考信于六艺，这是他在选择与解释历史材料时的一个标准；折衷于仲尼，这是他在说明历史进程时的一个标准。当然，他在考信于六艺时，对六艺本身即有自己的理解；他在折衷于仲尼时，对孔子本人也是有他自己的理解的。关于这一层意思，以下将有两节作专门的讨论。这里只想说明，班氏简单地说司马迁不推崇孔子、不重视经学，是不对的；同样，梁氏简单地驳斥班氏，也难以使认识深入一步。因此有进一步具体分析的必要。
第二、司马迁作《游侠列传》，对于能救人之急而不自矜的游侠与设财役贫、侵凌孤弱的豪强作了区别，对游侠颇有称赞与同情。（《自序》说，游侠，“仁者有采”，“义者有取焉”。）在他的眼中，游侠比“以术取宰相卿大夫”的儒生还要高尚一些。司马迁反对公孙弘之类的儒生，这是无疑问的。但这也并不证明他就完全反对儒学本身。
第三、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贤人所以富者”是取肯定态度的，而且说过“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样的话。梁氏为他的辩护是无力的。不过，班氏父子把这也说成司马迁是非谬于圣人的罪行之一，那也是不对的。孔子本人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又“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可见，儒者对自己的标准是：可以发财、求富，但不能取不义之财；对于一般人民的标准是：先富之，再教之，富先于教。孟子见梁惠王，听到的第一句问话就是：“亦将有利于吾国乎？”于是他对梁惠王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理由是，恐怕王带头言利，弄得“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可是也正是孟子，他多次谈到“制民之产”的问题，认为只有使人民富足起来，然后才可能兴礼乐教化。他遵循的仍是孔子的思想。司马迁的《货殖列传》表彰了编户之民经营农牧工商而致富者，赞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说法，这是他的主张的一面；还有另一面见于《平准书》中，在那里他表彰慷慨输财的卜式而贬斥专门与民争利的桑弘羊之流，此篇之末说到元封元年小旱，武帝下令官兵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所以司马迁主张的也是：在上者不应与民争利以至损民以自利，而人民则必富而后始可言礼义。这基本上与孔孟的主张是一致的，说不上是离经叛道。
从以上三点分析来看，司马迁与其父谈在学术见解上的确有所变异，即从尊黄老之说转而尊儒。现在再就太史公父子见解转变的背景与条件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如下：
汉高帝居马上得天下，一向轻儒。不过他很想从秦之速亡吸取经验教训，所以陆贾向他陈述儒家仁义之理的重要性以后，他对孔子和儒生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见《史记·陆贾列传》）但是要汉高帝真懂得什么是儒学那是很困难的，他看了叔孙通为了尊显皇帝威严而创立的朝仪，心里很舒服地说：“吾能为此”（见《史记·叔孙通列传》）。这也就是他据自己的文化水平所能体会到的儒者的用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即汉初经大乱之后，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统治者一时也无暇顾及儒家的六艺之学。
汉高帝以后直到文景时期，汉统治者采用了黄老之道。黄老之道主清静无为，这既适应于当时经济状况和与民休息的需要，又简易而便于为统治者（如惠帝、吕后、文帝、周勃、灌婴、窦太后、景帝、周亚夫等）所奉行。
到汉武帝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经济情况来看，汉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清静无为的黄老之道使汉初社会与国家由贫而富，但同时有另一方面的后果，即“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平准书》）于是在黄老之道的推行过程中就准备了否定它自身的条件。
其实，在黄老与法术之间，本来就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以老、庄、申、韩并列，最后又指出：“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这正道出了二者之间的思想上的联系。试看《韩非子·主道》篇，不难发现，人君的“虚静”、“无事”完全是一种“执其契”、“操其符”的南面君人之术；人君的无为原来就是建立在臣下有为的基础之上。因此，毫不足奇的是，汉景帝在奉行黄老之道的同时，不仅曾经重用“学申、商刑名”、“为人陗直刻深”的晁错（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而且也用郅都这样的酷吏来对付豪强、贵族。《史记·酷吏列传》就是从晁错、郅都开始写起的。到汉武帝时期，酷吏就更多了。司马迁对于酷吏中具体的人的邪正污廉，给予了不同的具体评价；但是他更担心的是酷吏将带来吏治的败坏以至造成政治危机。他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这是讲的秦代的历史教训，贾谊早已作过透彻的分析了。司马迁对贾谊的《过秦论》是铭记在心的，他自己又亲眼看到；“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而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见《酷吏列传》）这当然是一种使他忧虑的危险朕兆。
司马谈主要生活于文景时期，所见的主要也是黄老之道的积极的一方面，因而推崇黄老，这是很自然的。司马迁则生活于武帝时期，看到了黄老之道所生的反面效果，因而改变了父亲的主张，这也是很自然的。
司马迁转而崇儒，也与思想受了董仲舒的影响有关。至于他与董仲舒这样的经师的不同，以下将有所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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