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解释历史演变时，既没有引用五行相胜说，又没有引用三统、三正说；大概因为它们都神秘化而远于人事。但是也引用了董仲舒的说法。例如，“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史记·高帝本纪赞》）这里既承认夏、殷、周三代忠、敬、文三种政教的承敝易变的关系，又把秦置于三王之道以外加以批评，显然受了董仲舒经学的影响。但是，司马迁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见秦在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史记·六国年表序》）秦取天下多暴，是事实；其成功大，也是事实。汉基本上继承了秦制，这就是法后王。这仍然是事实。怎能抛开这些事实对秦采取“举而笑之不敢道”的态度呢？司马迁把这种对秦的态度嘲笑为“与耳食无异”，应该说这就是对于不予秦为正统的学者（当然首先是董仲舒）的不指名的批评。这是司马迁不同于董仲舒者之一。又如，司马迁在比较三代诸侯与高祖功臣侯者异同时指出，同是诸侯，三代诸侯那么多，历时又那么长久，而汉初受封的功臣侯者百余人，仅经百年，至武帝太初时仅剩下五个，“余皆坐法陨命亡国，眊矣。”于是他深有感慨地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就是说，由于时移世异，古今情况已有很大不同；所以用古作为镜子照照还是有益的，要求今就象古一样那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司马迁说汉代用夏之忠，那只是说以之为借鉴，而决非汉代又回到了夏的情况。在这里，司马迁是司马迁、董仲舒是董仲舒，“岂可绲乎？”这是司马迁不同于董仲舒者之二。总之，司马迁看历史的演变，从事实而不是从经学或五行说公式出发，同意历史的演变有某种循环的特征，而并不认为客观的历史真的就是在封闭的圆圈中循环的。
第二，关于天人之际的问题。在古代，不少思想家都用天人关系来解释人世间的盛衰与祸福、有时候还用这种关系来解释历史演变的原因。
在儒家典籍中，是有以天人关系解释历史演变的传统的。在《尚书》中，王朝的更替往往被说成为“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尚书·召诰》）天为什么会改换“元子”（即天子）呢？这是为了把这个天子的地位从无德者的手中夺回来，转交给有德者的手中。夏代先王曾经有德，所以得了天命即王位；夏代末王失去了德，天就命令有德者商汤革了夏代的命。商汤以有德得天命，至其末王又失去了德，于是天又命令周文王、武王革了商代的命。《尚书·周书》中有许多篇都反复讲这个道理。周统治者意识到天命是会转移的，因而也是不易把握的。怎样才能知道天命的动向呢？”天棐忱辞，其考我民。”（《尚书·大诰》）看看民心就知道天命的动向了。《孟子·万章上》引真古文《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尚书·周书》中，把天看作能赏善罚恶的主宰者或上帝，这个认识的水平并不算太高；可是，把天命看作民心的反映，这种认识中就已经具有水平甚高的理性因素了。
孟子对《尚书》中的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万章问孟子说，尧把天下传给了舜，有此事吗？孟子回答说，天子不能拿天下给别人，舜得天下是天给的。怎见得是天给的呢？尧在位时用舜作副手，这就是荐舜于天。舜祭祀，神接受，舜办事，“百姓安之”。这就是“天与之，人与之”。尧死以后，人民拥护舜而不拥护尧的儿子。这样就是天把天下给予舜了。万章又问，有人说，禹的德行就不行了，天下不传贤而传子，对吗？孟子回答说，不对。“天与贤则予贤，天与子则与子。”因为禹也曾荐益于天，可是禹死后，人民不拥护益，而拥护禹的儿子启。所以启得天下也是天给予的。益为什么不能得到人民拥护呢？孟子说，舜做过尧的副手二十八年，禹做过舜的副手十七年，“施泽于民久”，而尧、舜的儿子又都不肖，所以舜、禹能得人民拥护；而益只做过禹的副手七年，“施泽于民未久”，禹的儿子启又贤能，所以益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先前的国君的儿子贤或不肖，被荐者作副手的时间长短，这都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所以传贤或传子都决定于天、于命。（见《孟子·万章上》）这样，孟子就又给天加上了一种偶然性的解释。不过，就连这些偶然性，最终也要由人民的拥护这一决定因素来实现。所以，在孟子看来，天命和民心是一致的；他以天命解释历史的演变，实际即是以人心向背来解释历史的演变。
邹衍的阴阳五行说，讲的也是天人关系问题。他的五行相胜说，是以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的形式表示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人只能适应它的天命。他的五行相生说，是讲“{K1B704.JPG}祥度制”（《孟子荀卿列传》）。因而“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太史公自序》）的，其说大体可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或《礼记·月令》中。这种思想产生的背景大概是，战国社会剧变而争战酷烈，旧体制的破坏势成命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秦始皇正式宣布秦得水德，“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秦始皇本纪》）看来他是在自觉地适应以水克火的天命，而不再顾忌人心了。实际上他也是认为人心不足畏的。
汉代秦以后，儒家讲天人关系，大体分为两支：今文《尚书》家讲《洪范》主要以五行说灾祥；而陆贾、贾谊等则又注意以人心解释天命，因为他们在总结秦亡的经验时重新认识到了人心的重要性。到了董仲舒的手里，二者又合而为一。他的春秋公羊说，既以人心解释天命，又以五行相生，相胜说来讲灾祥。他对汉武帝说：“臣谨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把天说成人格化的上帝，上帝是爱护人君的，会对人君给以警告以至奖惩，而最后奖惩的标准还在于人君是否能得民心。这实际是把孟子的说法作了宗教神学化的加工，本质上还是儒家以人心的解释天命的思想。董氏以天人感应之说讲灾祥，备见《春秋繁露》书中，成为以后史书中五行志的滥觞，这里不多说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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