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鉴戒史学，实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元代虽以少数民族统治全国，其对史学鉴戒作用的重视却并不比任何汉族王朝逊色多少。据史书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即非常重视古代治乱兴衰的历史，酷爱阅读史书。他曾募召儒生到自己的寝榻前，为他陈说古史治乱，讲解历史。所以，早在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即“初立翰林国史院”。至元元年（1264年），参知政事商挺率先建议修辽、金二史，得到忽必烈的首肯，“甚合帝意”。接着，大夫王鹗也奏请撰修实录、国史及辽、金二史，并对史学可以考帝王兴废得失以为借鉴的作用作了表白，而且对及时撰修实录国史和前代史书的重要性作了说明，世祖完全接受了他的建议，并立翰林学士院，以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二史。到了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攻破宋都临安，元将董文炳大声疾呼：“国可灭，史不可没”，这是一个对史学重要性有充分认识的口号。宋是灭亡了，但历史的延续性不容割断，宋代的兴废成败历史是元朝得以取鉴的最生动的例子和教训。所以，当时掀起了一场抢救宋代历史文化典籍遗产的运动。所谓“世祖平宋，混一区宇，典章图籍，皆纳秘府。”②1279年，世祖终于统一了中国，又马上命史官通修辽、金、宋三史。虽然，由于战争倥偬，三史在世祖时并未修成，但是，正是由于世祖以及元大臣们对历史的足够重视，及时建立国史院，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后来三史的修成创造了必要条件。
后来的几位帝王也都非常重视撰修国史实录和前朝历史。据《元史·脱脱传》记载，仁宗延祐和文宗天历间就曾屡次诏修辽、金、宋三史。特别是文宗时，立奎章阁学士院，“命儒臣进经史之书，考帝王之治”。又接纳某些汉臣的建议，诏修本朝实录、国史和前朝历史。而且还仿唐宋会要编成《元经世大典》880卷， 实为元代官方文献汇编。
到了元顺帝时，以史为鉴的史学思潮达到顶点。当时已是元朝末年，社会激烈动荡，尖锐的社会矛盾酝酿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元顺帝特别清醒地认识到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故甚欲把前代“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纂修成书，“垂鉴后世”，以挽救统治危机。所以下决心于至正三年（1343年）“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于是，通修三史的工作再一次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翌年，脱脱辞去相位，由阿鲁图接任。至正五年，三史修成，这时顺帝语重心长地对阿鲁图等参与编修的各位史官说：“史书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国人君行善则国兴，朕为君者宜取以为法；彼一朝行恶则国废，朕当取以为戒。然岂止儆劝人君，其间亦有为宰相事，善则卿等宜仿效，恶则宜监戒。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③这是最高统治者“以史为鉴”思想的最明确最具体的表白。
最高统治者的谆谆教导怎能不激起人们对史学的重视？所以，当时的元朝大臣们对史学的鉴戒作用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如脱脱在《进辽史表》中即说：“人主监人事之得失，则必考乎简策之信。史臣虽述前代之设施，大意有助人君之鉴戒。”而在《进宋史表》中更把史学的功用抬到“匡扶彝伦”的高度，称之为“生人之急务”。总之，鉴戒史学思想贯穿于元朝通修辽、金、宋三史的全过程，他们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诏修三史，甚至是到了行将灭亡的前夕，还坚持最终把三史修成，都是因为他们君臣一致地认识到前代的治乱兴衰历史是可以作为自己统治天下的借鉴的。这样做客观上也起到了将中国古代鉴戒史学思想继续发展的作用。
而在史家内部，对史学鉴戒作用的认识就更为深刻，其内容也就更为丰富了。因为统治者所强调的鉴戒还不过是取历代治乱兴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而已，而广大的史学家们则不仅仅局限于此，更重要的是，他们继承了唐宋以来进步的思想传统，注意到探讨历史上具体的统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问题，从这些实用之学出发，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为全社会提供借鉴。这种思想虽亦属鉴戒史学，但已具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因素。其最杰出的代表便是马端临和胡三省。
马端临鉴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制度”，故欲把“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兵之更张，地理之沿革，……”等等，融会贯通，“原始要终而推寻之”，以求历代典章制度的“变通张弛之故”。④这实际上是初步认识到要从历代典章制度的变化来探求历史发展变化的某种规律，为社会提供某种借鉴。这种思想显然要比元统治者君臣们那种单一的重视史学“善恶劝戒”作用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了。
胡三省的“以史为鉴”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他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评价上。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他说“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史学要为社会各界提供借鉴，所以他注《通鉴》，不仅仅局限于文字训诂名物方面，更着墨于历代典章制度之沿革变化、历史事件人物之评价上，自云“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要探求历史变化的“所以然”之故，而并不是停留在历史变化的现象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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