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杨奂在《正统八例总序》（见《元文类》卷三十二）一文中，也对正统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虽未直接谈宋、辽、金及本朝的正统承接问题，但却提出了“王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也”的观点，把历代正统王朝的承接概括为八种情况，即得、传、衰、复、与、陷、绝、归等，并一一作了解释和说明。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永保“正统”，就必须“敦道义之本，塞功利之源”。这是典型的理学家观点。
关于正统问题的无休止的大辩论，严重妨碍了三史的正常修成。直到元朝末年，顺帝在一次乡试中，还专门诏令诸生在策问中，要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悉著于篇，用备采择”。⑨但仍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至正三年（1343年）再次设局修三史时，担任都总裁的脱脱右丞相再不敢犹豫拖延，断然作出了“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裁定。⑩三史义例始定，三史的修撰才得以顺利进行，不到三年即全部撰成。
然而，“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这是都总裁作出的官方命令，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意见都已一致。恰恰相反，关于正统问题的争论还远远没有平息。三史成书后不久，杨维桢便作《正统辨》、《补三史纲目》等进呈皇帝，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史有成书而正统未有所归”。而当时世上传播修端之说者也仍然大有人者。
脱脱的最后裁定虽然没有平息这场争论，但不仅使三史得以顺利修撰，更重要的是，确定了对宋、辽、金三国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基本符合我国历史实际的。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建立政权与汉族王朝并立是常有的事。如何看待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自古以来，绝大多数汉族士大夫总是死死抱住夷夏观念不放，斥之为“边夷”、“僭伪”等等。在宋元明理学盛行的时代，这种思想更为普遍。上面所说的杨维桢一派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脱脱能不受理学华夷思想束缚，敢于承认宋、辽、金三国并立的客观事实，这确是一个创举。
但是，在元代掀起这样一股历时如此长久、争论如此激烈的正统观念史学思潮大辩论，又最充分不过地反映出夷夏正统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史学中的重要地位。不解决正统问题，史家便无法著史。这是现实政治斗争在史学领域内的曲折反映。正统观念，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其影响不容忽视。
注释：
①《郝文忠公陵川集》卷32《立政议》。
②③《元史》卷139《阿鲁图传》。
④《文献通考·序》。
⑤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
⑥《欧阳文忠公集》卷16《正统论三首》《乐全集》卷17《南京正闰论》、《东坡文集》卷21《后正统论》。
⑦《明外史·杨维桢传》。
⑧《危太朴续集》卷8《上贺相公论史书》。
⑨《至治集·乡试策问》。
⑩《庚申外史》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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