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史学家，在文学、哲学、史学等方面均有建树，素有“新史学”重任承担者的称誉。但他的学术贡献在大陆迄今尚无人予以研究，以至其人其学已鲜为人知。本文试对其人的史学成就和理论，作一介绍和评论。
（一）
张荫麟，笔名素痴，1905年11月生于广东东莞石龙镇。幼年家境颇殷，富于藏书，父亲督教极严。后，其父去世，家道中落。张氏早年求学，中年做事均在北方，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相貌和眼神也看不出是广东人。1919年，年甫14，就到英国博物院审视斯坦因所收集之燉煌写本①。1921年，年16，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求学8年，学业大进，对中西文学、历史、哲学均有兴趣，尤深于史， 才名震一时。1923年7月，赴美国皇家亚洲学会百周年庆祝会宣读考释《秦妇吟》之论文， 与伯希和等过从。同年9月在《学衡》21期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考证《老子》一书认定为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②，逐一予以批驳；诸老宿多谢不可及，不知者以为是名教授。梁启超读毕其文不但不以为忤，反而给以揄扬，叹为天才，以为将来必有成就，足为同乡荣宠。自此才名益著，所作益多，迄殇不懈。梁任公也成为他终身最为敬仰的前辈学人③，以才识为崇尚，虽深于考据，但瞧不起考据；以为考据虽为史学，却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史才成为他治史所悬最高鹄的。王焕镳称他：“凡学术论思之阐发，圣哲材艺之表扬，时议政事之覃究，孤本秘笈之题识，海外名理之迻译，幽能使之著，类能约之纯，肆而不流，尽能不汙，都百余万言，名声大起”④，大体概括出张氏治学的范围及特点。所作文章多发表于国内一流报刊，如《大公报》、《学衡》、《燕京学报》、《清华学报》，文笔犀利流动，富批判精神，内容涉及文、史、哲三界，以不足24岁的青春年华，跻身于学界名流之中，平起平坐，故吴晗说他：“天分特别高，聪明早熟”⑤，谢幼伟说他是“我国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也是杰出的哲人”。学人奖誉，如八音交响，不一而足。
在清华求学期间，他积极广泛地参加了当时学术界的许多讨论，毫无顾忌地对学界名流挥动批判的武器；诸如冯友兰、胡适、苏雪林、卫聚贤、朱希祖诸人的论著，他全都绳之以学理，褒贬有加⑥。在批评文字中，以对顾颉刚先生“古史辨”派的批评最为有名，影响最大。他运用西方色诺波（Ch. Seignobos）等人的历史认识论理论，批评顾氏“根本方法之谬误”为误用“默证”，亦即“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浑不顾默证之前提条件，因说：“吾侪不能因《诗》、《书》、《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用类推法，亦必两物相类，然后有可推”，更不可“从抽象名语推理”。这里触及到史学方法论上的重要原则，同所谓的“耽心世道人心受到损害的深深信奉封建思想的苦心保卫传统学术的人士”的立场根本不同⑦；其论点无人驳倒，不存在“败下阵来”的问题。实际上，他对古史辨派的批判只是“建设”对“摧毁”的“补足”而已。借冯友兰的概念看，就是一个在于疑古，一个在于释古⑧。《老子》曰：“反者，道之动”。古史辨所做乃“反”之为“反”的工作，张氏所做却是“反”之为“返”的工作，结果全是“道之动”⑨。这一点在顾、张两家言论中均可印证。顾说：“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为求建设”⑩，而张氏并不一般地反对疑古。他说：“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11）。事实说明，张氏对古史辨的批判多属技术性和方法的范围，其目的无非是欲达致跨越“审查史料”的低阶段，而进到“融会贯通”的高阶段而已，识见更高一筹，具有近代西方式的理论素养与批判分析能力，其效果正是在于使古史辨更上一层楼，是与人为善的。正因如此，许多人才与他成为文字之交。如1926年，张其昀在《东方杂志》发表《金陵史势之鸟瞰》一文，张荫麟为之撰为提要，刊于《清华学报》附篇中，从此二人成为终身之好。他同贺麟、冯友兰等人争辩得尤其历害，结果他们却成为最好的朋友。
在进行学术批评与讨论的同时，这时期张荫麟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科技史上。举凡张衡的科技成就、九章及两汉之数学、我国历史上之奇器及作者、宋卢道隆吴德仁所记里鼓车之造法……，他全都或论述或阐释或考订之。科技史专家刘仙洲教授认为张氏的科技史论文“直到今天对研究我国机械制造史仍有参考价值”（12）。由于英文造诣很高，在吴宓等人影响下，张氏也热衷于翻译。译文门类繁多，包括诗歌、文化、教育、政治、语言文字诸多方面，对斯宾格勒理论的介绍尤为完整。此外，他还完成了《纳兰成德〈饮水词〉注》一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以后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火。其他散篇佳作尚多。譬如，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无只字道及洪亮吉，而作《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与英人马尔萨斯相较，认为：“马、洪二氏，其学说不谋而同，其时代复略相当，其学说完成之期相差亦不过数载……反观洪氏之论，则长埋于故纸堆中，百余年来，举世莫知莫闻。”（13）
从1921年至1929年，是张荫麟治学道路的第一阶段--清华求学时期。这期间张氏最重要的史学理论文章是《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14）。而其史学理论中，认识论的特征最为明显。如《评冯友兰君〈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15）一文提出：历史研究不可“先有成见在胸，本此一定之目的，搜寻各种证据，推勘文字，比列事实，以明古来传说之不足信”，即在反对以论代史。在《评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16）中又提出：“夫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此乃近今治中国思想史者之通病。此种比附，实预断（presnppose）一无法证明之大前提，即谓凡古人之思想皆有自觉的统系及一致的组织。然从思想发达之历程观之，此实极晚近之事也。在不与原来之断片思想冲突之范围内，每可构成数多种统系。以统系化之方法治古代思想，适足以愈治而愈棼耳”。则在反对将古人现代化。《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就是一篇历史认识论长文。张荫麟提出史学既是科学亦是艺术的史学本质论，关于史学的科学性方面，则试图回答下列三个相关问题：“一、过去历史资料所受之限制何在？二、此等限制在将来有打破或减轻之可能否，若可，则三、如何控制将来之资料以打破或减轻此等限制，使将来之历史渐臻于理想之域？”张荫麟自信：“苟认识此诸问题之意义者，必深觉其于史学及人类知识之前途有綦重之关系。盖此等问题一解决，新方法见诸实行，则将来世界之历史记录，将来人类经验之库藏，必大改观。人类关于自身之知识，或因此而得无限之新资料与新观点，亦未可知也”。然而“自有历史迄今”，对于第一问题，“虽近世学者间有感及，然从未有加以详尽而统系的分析。至于第二、第三问题，则绝无提出者”。因此，张氏颇有自觉地在理论上为后人发凡立则的意思。
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最基本凭藉，但完整、纯粹意义上的史料只存在于观念之中。史家依据的是不全面的、零碎的材料，希望窥到的却是完整的历史全貌。这是存在于史家与史料、对象之间的固有矛盾，是历史学的特点之一。可以说，史家都会感受到这一矛盾，但诚如张氏所说，对其在理论上“加以详尽及统系的分析”的却从未见及。因此，张氏的“发凡起例”实带有理论上之自觉的意义，触及到历史认识论的本质所在。在具体论述中，张氏显露出浓厚的“新康德主义”色彩。如张氏将科学区分为两类：直接的科学（自然科学）与间接的科学（历史学包含其中），历史学的对象与自然科学不同，因而其学科特点、认识路数也具有自身的独特特点，所谓“历史所由构成之印象，其质的方面及量的方面，胥受种种限制，不能如理想所期”。因此，历史认识的局限性正可谓“与生俱来”。那么，作为历史认识桥梁的史料又有哪些限制呢？
张荫麟认为史料之局限“有十五种，可别为两类”。一类是绝对限制，一类是相对限制。“所谓绝对之限制者，非谓限制之本身皆为绝对不可变者也。谓其在过去所生之结果，后人无法补救也。吾人于不良之资料，自可摈弃怀疑。然终无法改善其质也。吾人虽能发现历史之罅隙，然有补苴之希望者极少也。此类限制，为数有十一”。一、观察范围之限制。史实观察者的观察范围总是有限的，因而史料亦不可能是全面的，如个人或多数人活动之自守秘密者与无发表之机会者，别人无从观察，记载亦就缺略。二、观察人之限制。“过去之史事，具正确观察之能力者，多不得观察之机会，而得观察之者，却多为缺乏智识与训练之人。史家所得而根据之资料，大部分不啻寻常人持管之望天”。三、观察地位之限制。“吾人对于一事物之印象，每视乎吾人观察之地位而异。历史记载每因观察者地位之限制而不得正确之印象”，如距离和观点的差异。四、观察时之情形之限制。“观察时个人自身之情形及外界四周之情形，有足影响于其印象之正确者”。五、知觉能力之限制。“吾人感官（Sence Organ）原为不可靠之测量器也。构成历史之要素，厥为空间、时间、动作、景物（Scene），然感官于此四者所得之印象，其差忒之度恒出人意表”。六、记忆之限制。七、记录工具之限制。八、观察者之道德。九、证据数量之限制。十、传讹。十一、亡佚。
相对之限制有四：一、缘绝对之限制而生之谬误未经发觉者；二、伪书及伪器之未经发觉者；三、史料本不误因史家判断之精密而致误（或史料固误因而加误）而未经发觉者；四、事实之解释之限制。
张荫麟的分析非常细密，在大节目下尚有许多细目，为人们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纲要。他认为史料限制随着历史发展可以减少与削弱，具有历史意识与素养的新闻记者（他称作“历史访员”）将使“将来之历史渐臻于理想之域”。这在方法上，与口碑史学有相似之处。他的展望是深远的，触及到了现代生产力发展给史学带来新貌的问题。也许，张荫麟的具体论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问题”被提了出来。以往，我们常认为历史认识可以直接反映历史实际。实际上，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历史资料的固有限制，认识主体的固有局限，都说明历史认识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需要具体分析。张荫麟并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他的探讨只是形式主义的，但他却给我们许多启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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