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29年秋至1933年夏，是张荫麟治学道路的第二阶段--留学美国时期。1929年夏，张氏由清华毕业，旋同谢幼伟等一百多位留学生一起，自上海赴美留学。这期间他在美国斯丹福大学先学习西洋哲学，后改习社会学，立志以史学为终身职业。1933年3月，在给张其昀的信中自述治学旨趣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17）。生活上则省吃俭用，称“居西美一僻乡，与世绝缘，真成韬隐”。九一八事变后，他给国内朋友写信，流露出对日寇的深仇痛恨和对祖国命运的疾首痛心。他说：“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又说：“国事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者。然中国否不极则泰不来。且放硬心肠，佇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横遭蹂躏可耳。历史上腐化之时代而能为少数人道德的兴奋所转移者，殆无其例，必有假于外力之摧毁，摧毁之甚而不致于亡则必复兴。弟于国事对目前悲观，对将来则并不悲观”（18）。其论国事大率类此。
这期间，他依然不断为国内报刊撰稿，兴趣之广泛，批判性之强烈，实未稍歇。譬如说他运用人类学理论批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即是显例。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有好几种优点”；并认为“生产事业的情形和社会组织……较之某特个人物或事件之虚实，其意义自然重大得多”；社会背景“至少当可以映出传说产生时的社会情形”，“社会制度的变迁多少有点‘理性’或‘历史的逻辑’，例如铜器之先于铁器……”。郭书的好处即在于“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整理古史。不过他也指出：“郭先生研究的指针，乃是五十多年前穆尔刚（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那已经成了人类学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结论多半已被近今人类学者所摈弃”，“郭先生竟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十九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郭书中关于中国古史最新颖的论点竟是最不易成立的”（19）。这种评价并非正确，反映出他的历史局限。又如他批评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卷，认为哲学史负有两项任务。“一是哲学的，要用现代的语言把过去各家的学说，统系地、扼要地阐明；一是历史的，要考查各家学说起源、成立的时代、作者的生平、他的思想的发展、他的学说与别家学说的相互影响、他的学说与学术以外的环境的相互影响”等等，而冯书“关于历史方面，则未能同样令人满意”，缺点在于忽视读者的接受能力，“直用原料的地方太多”，“有好些若非用自己的话来代替或夹铺，则普通读者不容易得到要领”，“直用原料而没有消化”。并且张氏认为古代许多迷信的“根本假设，也与现代科学一样，为自然之有规则性；不过他们根据不完全的归纳，以偶然的遇合，为经常的因果关系罢了”（20）。这显然带有近代文化哲学的理论色彩，已大大超越一般进化论。
张荫麟的考据文章，也带有较重的理论色彩。他一般不是先从材料入手，而是先从认识做起。厘清逻辑标准，然后按逻辑统一性去展开史料，以避免概念的不稳定。如《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先说：“吾人第一步须立定审判之标准。本案之中心问题，即东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中增多于今文之25篇之真伪。换言之，即此25篇是否即刘歆所谓出自孔壁之逸书，故欲使反面之主张确立，必须证明壁书非晚书或晚书作于壁书出现之后；欲更进一步证明晚书为东晋人所伪造，必须证明东晋以前无其书。此外下例各种反面常用之理由，吾人认为无效”。接着举出无效的几条理由，说明它们“若用作晚书伪造之证据则不能成立”，“惟必待晚书与壁书是否为一之问题解决，然后讨论之，方有意义。若用为解决本题之根据，则毫无效果”。结论是：“伪古文尚书大略出现于东晋初元帝时，为梅赜所奏上。其以前之历史则不可考”（21）。这结论是可信的。正因有深厚的理论素养与逻辑分辨能力，所以他的考据文章全写得脉络清楚，神清气爽；绝非乌烟瘴气式的材料叠积、琐碎饾饤、陈列獭祭。
有趣的是，他留学美国，并未接受美国的哲学特产，却反对杜威的心理逻辑，甚至认为“杜威真老糊涂矣”。因此，他对胡适那套也是很瞧不起的。他的伦理观来源于英国哲学家摩尔（G. E. Moore）， 在美国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这位实在论者的伦理学的。在美期间，他更多地阅读的是有关数理逻辑、直觉主义、现代人类学等方面的著作，偏重于积极的主观实践精神。实质上，他是一位唯心主义心物二元论者和折衷主义者，受康德调和主义理论影响甚重。这期间所作《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分析中国书艺所包含的美学原则：即“显然受了康德方法的影响”。他曾说：“今日哲学应走之路，仍是为康德之旧路。康德先验判断与经验判断之区别，究有所见”。柏格森的主观直觉、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影响他在史学上讲求历史的美学价值，从而继《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之后，在《历史之美学价值》一文中，更加详细地讨论了历史既是科学亦是艺术的重大历史哲学命题，暗含着对当世风气弥漫的实证主义史学学风的深刻批判。对此，我已另文论及（22），兹不赘述。
这期间张氏所作最重要的史学理论文章为《传统历史哲学之总清算》。他试图通过对所谓传统历史哲学的“一一考验”，“抉其所见，而祛其所蔽”，建立起他心目中“比较完满之历史观”。在他看来，以往各种不同历史哲学派别的相同性质，在于“认定过去人事世界之实在而探求其中所表现之法则”。由于对不同法则的认可不同，因而形成各种不同的历史哲学流派。据此，他将历史法则与历史哲学区分为五类与五派：“历史之计划与目的一目的史观；历史循环律一循环史观；历史‘辩证法’一辩证史观；历史演化律一演化史观；文化变迁之因果律一变化、变迁之因果律（理想史观、唯物史观、气候史观、人物史观）。”
所谓目的史观的历史哲学，张荫麟以为就是“认定全部人类历史乃一计划、一目的之实现而担任阐明此计划与目的之性质”的历史哲学，“其主要代表者，自当推黑格尔。”张荫麟对黑格尔展开了全力批判。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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