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2年10月，是张荫麟治学道路和生命的最后阶段--西南任教与流亡时期。芦沟桥事变不久，他只身南下，任教于浙江天目山禅源寺的浙江大学，主讲历史。全部文稿与藏书（曾计划写民国开国史）以及家属全部留在了北平。尔后，浙大几度搬迁，他返东莞原籍小住过一段。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学，又来春城执教，住在吴晗家中，补撰《中国史纲》第十章《改制与易代》和自序。1940年浙江大学迁至黔北遵义。夏，他前往任职，住在遵义老城石家堡三号第三层阁楼，直至死在任上。这时期的治学重心为宋史，对哲学、文化、社会与政治批评亦有热情和见解，“搜宋人文集笔记殆遍，论宋事诸篇精审越古作者。读书著文恒达旦”。
在浙大任上，张荫麟与同人创办了《思想与时代》杂志，欲“在建国时期从事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思想与时代社于1941年6月正式成立，8月1日出版创刊号。据张其昀讲， 此刊曾得到蒋介石鼓励；事先本拟由张荫麟撰发刊辞，他谦让不逞，后来决定以一简单的征稿条例表明刊物性质。张荫麟晚期文稿主要发表在《思想与时代》上。
这时他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1941年11月间，曾患血压高，鼻孔流血，脸色老是苍白，翌年7月间发现小便有血，旋进贵阳中央医院，诊断为慢性肾炎。10月24日凌晨三时，溘然长逝。尔后，浙大、联大迁回杭州、平津。张氏孤坟冷落于遵义郊外的荒烟蔓草之中……
王焕镳在张氏死后尝说他：“一抵陪京，任某职，留数月即去”。实际情况是他曾于1939年受到蒋介石召见，“似有请他在中央训练团讲授逻辑的意思”使他颇为兴奋，“以为对于政治或略有效献的机会”（31）。后在重庆国民党政治部小住，受到国民党政治部长陈诚礼遇，并作有《蒋委员长抗战必胜训词释义》的小册子。但后来对国民党极其失望，便更加严厉地口诛笔伐起来。《论修明政治的途径》以言语激烈，不得不刊于死后，略谓国民党统治的根本症候是瘫痪，距离“任贤使能、赏功罚罪”的境界“还很远”（32）。在政治上，据说他最初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者，因此国家主义分子曾想拉拢他。后来，他“赞成一种近似英国费边式的社会主义”。他能够口诛笔伐，但不能身体力行，认为“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他划分政治形态为“上同”的与“下比”（33）的，而不是反动的与革命的。他倾心于表面动乱实质安定的“下比”政治，希望统治者能真正从大多数人的愿望出发，而不是将统治者一人的臆见想法设法变为“全国一致的意见”。他鼓吹改善平民实际生活，增强低级公务员、学校教师以及士兵的生活待遇，并把这作为他政治思想中的突出主线（34）。但他的呼唤格外苍白无力、无可奈何，现实更没有依其“乌托邦”而改变。他不过是一个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发发牢骚的民主主义者而已。
张氏死后，思想与时代社曾出专号予以悼念。在昆明的朋友也曾召开追悼会，大公报则刊以遗文并载以王芸生、张其昀的哀悼文章。吴晗、贺麟、冯友兰等人还曾计划在清华设立张荫麟纪念奖学金，后因货币贬值未果。其史学理论遗文由浙大友人编为《通史原理》，未出版。台北1953年出版一册《论历史哲学》，份量极轻，强凑而成。浙大又收其论宋史遗文编为《宋史论丛》，亦未问世。生前拟作《历史研究法》、《宋史新编》、《中国政治哲学史》三书，皆未着手而身亡。台北1956年出版伦伟良所编《张荫麟文集》，缺漏甚多，校勘未精，谬误不少，聊胜于无耳。
《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是这期间张荫麟史学思想的典型作品，海外个别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他晚年最精湛的理论著作，也是他精研史学原理一生的心血结晶。自司马迁倡‘笔削’说以来，困扰中国新旧史家二千多年的书事义理问题，至此乃有一深切而允当的现代解答。”（35）实则此文与其说是张氏“精研史学原理”的“结晶”，毋宁说是他从事史书编篡工作的经验总结，《中国史纲》即其范本。
我们知道，由于历史现象不可重演，史学家并不直接面对客观的历史事实，面对的只是历史的遗迹--史料。史家不但要充分准确地占有资料，并且必须对史料进行一番分析整理，抉择去取的工作，这样就引出史料的选择标准问题。什么样的史料重要，什么样的史料不重要，张荫麟认为以往史家采用过六种不同标准：新异性、决定性、实效（Practical Effect）性、文化价值性、训诲功用性、现状渊源性。这表面上似乎只是一个史家如何选择史料的技术性问题，实质上还是一个史家与史料的视野融化关系问题，直接可推演到主体与客体、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问题上去。历史学中的相对主义、主观主义或者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的原则与方法全都与此相关。张氏此文的重要意义也正在这里。他触及到历史认识的主体性这一“谜”中之“谜”（36）。
从具体的论述路数上看，这篇文章并无什么创见，这一点张氏本人是承认的。他说：“这六种标准并不是作者新创出来的，乃是过去一切历史家部分地不加批判地，甚至不自觉地，却从没有严格地系统地采用的”。重要的是对这些“标准”的认识角度与思辩高度。他要对其予以综合整理，使其系统化并“严格地”采用。六种标准实为“在史事的比较上，我们用以判别重要程度”的六大坐标。不过“史事”一词实则是指“史料”。张氏颇有视二者为“一物二名”之嫌。这就有“主体”的味道了！从对待史学对象的态度看，他以为“历史研究有两种”。第一种可谓“应有尽有”，“把研究范围以内的史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的收入叙述里”，“这种研究也许是范围狭窄，本来所容的史实不多，也许是范围虽广，而见存史料贫乏。在这种研究里，没有史实选择的问题。”毋宁说，这是实证主义的史学研究，以归纳法为逻辑基础，在认识论上层次较低。第二种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广大的史实的库藏”，需要史家剔除其中不必采用的史料，因此，史实选择问题便发生在这需要主体进行“笔削”工作的第二种研究里。
张荫麟认为，史实在时空位置（社会静力学）与内容（社会动力学）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史实的“新异”程度。而史实的新异性会随着时间发展、自身发展、环境变化、广袤度量而变化。同时，某史实“所决定的别些史事所占的时空范围愈大，则愈重要”（37）。选择史料即应按照史料所反映的史实的新异性、决定性的标准进行。另外，还要考虑“史实之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程度、真与美的价值程度以及与现实的联系程度。旧史家常用的史实的训诲功用标准，因与近代史学趋势相背，应予放弃。张氏看到了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能站在现实高度观察历史，详近略远，注意到历史随着人类对现实认识的提高而会被重新认识的特点，这是可取的。他说：“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的关系（Genetie 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因其与现状的切合而复活于人们心中”。这话很精彩。并且，他意识到史家选择史料的相对性，看到史家的主体性本身在史料去取问题上总要发生不同于其他史家的特定作用，因而史料的重要性并非完全能够由史料自身所决定，他还试图在这一相对性中进一步去寻求统一标准，在“似乎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中找出标准”，避免相对主义的结果。然而在实际论述中，张氏却割裂了客观历史的确定性与历史认识的相对性之间的统一关系，所拈出的五种标准实则一般重要，均非中心，说“我们判别重要程度的标准都不是唯一无二的”。这岂不是在事实上又变成了相对论的？并且，五条标准又全是形式主义的，抽掉了更深层的决定性因素，即社会经济关系。试问，所谓“新异性”不是不同的阶级会有不同的“新异性标准”吗？那么，更进一步的标准或统一性又何在呢？可见，张氏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规律性及其物质生产发展的根源。正因如此，他最终否定了历史的因果联系，陷入了历史神秘主义。
总之，张荫麟确是一位文史哲兼精的难得全才，应该一分为二地给予具体分析，以期弥补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中关于张荫麟的空白。不肖说，本文只是对张氏其人其学的泼墨写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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