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贯穿于整个元代史学的另一股思潮便是围绕辽、金、宋三史编修义例问题而展开的一场关于史学“正统”观念的大辩论。这场辩论延续时间之长、争论程度之激烈及其对整个元代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都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曾有过的。这是元代史学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我们知道,正统论,实际上是用唯心论的五行相生相克说对封建王朝历史的一种附会,是一种人为的、主观的历史褒贬。在今天看来,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但在封建时代,却有着举足轻重的政治意义,史家们往往用它来争王朝的正统地位。所以,在中国封建史学领域,正统观念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颇有争议的问题。自从孔子作《春秋》正名分,书“王正月”,以阐发“大一统”主义,千百年间,不同时代的史学家们都曾为这个问题“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延,不可穷诘”。⑤两宋时期,正统思想终于上升为一个史学理论问题,争论非常激烈。欧阳修、张方平、苏东坡等都有专文探讨正统理论。⑥特别是理学大家朱熹著《通鉴纲目》一书,把史学正统理论作了一个总结。所有这些,都对元代正统观念之争产生一定的影响。 元代史学中正统观念大辩论思潮的缘起是在商定辽、金、宋三史编纂义例的时候。所谓三史义例,实际上便是辽、金、宋三朝谁为正统的问题,这也是直接关系到元朝继承的政治问题。因为元朝对全国的统治是在结束辽、金、宋三朝对峙局面之后建立起来的,为了说明它建立和存在的合理性,首先必须解决辽、金、宋三朝何者为正统王朝的问题。于是,在通修辽、金、宋三史的过程中,便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辩论。这场争论延续时间之长,从世祖时掀起,历经仁宗、文宗,一直到元朝末年,几乎伴随了整个元代。这场争论之激烈,学者们纷纷举笔发表自己的主张,唇枪舌战,互不相让,单单撰写成辩论专文的既有:杨奂《正统》、《正统八例序》,姚燧《国统离合表》,谢端《正统论》,苏天爵《正统论》,倪士毅《历代帝王传授图说》,揭傒斯《通鉴纲目书法序》,王祎《正统论》,杨维桢《正统辨》、《补三史纲目》,王理《三史正统论》,修端《辨辽金宋正统》等等,而学者之间口头辩论见诸记载的更是不胜枚举。这场争论影响之大,不仅贯穿于元修辽、金、宋三史的全过程,直接关系到三史的能否修成,而且也直接影响着三史的义例和质量,甚而至于影响着元代的整个史学。 前面说过,自世祖开始到顺帝年时,元朝曾屡诏修辽、金、宋三史,但都未能及时修成,究其原因,战争倥偬固然是一个客观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三史义例没有确定,意见无法一致。当时各种观点、主张,纷纷扰扰,史臣们茫然不知所从,无法下笔。我们把各种观点综合概括起来,可以归纳出三派主要的意见。 一派主张修一部宋史,以宋为正统王朝,立为帝纪,以元继宋,而视辽、金为僭伪王朝,列入载记,即附庸边夷地位。这派意见的理论根据是朱熹《通鉴纲目》的正统理论,史书义例则仿《晋书》。其代表人物是姚燧、揭傒斯、杨维桢等。据史书记载,早在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一次学者聚会辩论辽、金、宋正统问题的时候,即有人提出了以宋为正统,以辽、金为边夷的观点。后来姚燧又作《国统离合表序》一文(见《元文类》卷三十四),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他批评司马光《资治通鉴》在正统问题上有许多错误,推崇朱熹《通鉴纲目》的正统理论,认为“至《纲目》书出,统斯正矣”。作为三史修撰总裁官之一的揭傒斯支持这一看法,他主张辽、金、宋三史之修当依据《纲目》以蜀汉、晋为正统而以魏、北魏为闰余的正统理论,采用《晋书》的编写义例,把宋立为帝纪,把辽、金列作载记。系统阐述这一派观点的是杨维桢直接撰写进呈给皇帝的《正统辨》一文(见《辍耕录》卷三)。文章长达千余言,力主宋为正统,以元继宋,而辽、金为边夷之说。他认为,区别正统与非正统的标准应该是朱熹理学的“道统”说和“天理人心之正”说,所谓“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也即“天理”之所在也。以此为标准,他说:“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国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与建国之年亦同。宋以甲戍渡江,而平江南于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师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数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属者不苟然。”而“夫辽,固唐之边夷也,乘唐之衰,草窃而起,……鉴之有国矣,始于完颜氏,实又臣属于契丹者也,而篡有其国,僭称国号。”金国亦是如此,它固然臣属于辽,却不得以金的平辽克宋,曾帝有中原,而以金接辽、宋之统。所以,杨维桢认为:“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昭昭矣。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又可推矣。”因而提出史书之修,当“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的主张。杨维桢的观点影响很大,总裁官欧阳玄读后叹曰:“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⑦这是元代思想界理学势力的高涨及其对史学所发生的影响的极好反映。不过,由于杨维桢的正统理论抛出来之时,三史已经修成,所以,没有直接影响到三史的义例。 另一派意见则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即北宋)为《宋史》,建炎以后(即南宋)为《南史》。其代表人物有谢端、王理、修端等。而以修端那洋洋数千言的《辨辽金宋正统》一文(见《元文类》卷四十五)最有影响。他说:“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前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蜀,白沟迤南悉臣于宋,传至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宋史》。”修端在文中还一一驳斥了反对派的论点,并发出质问:“呜呼,国家正闰,固有定论,不图今日轻易褒贬,在周则为正,在金则为闰。天下公论,果如是乎?!”这派观点能从辽、金、宋三朝各自的历史发展事实出发,平等对待,而不受“天理人心”、“道统”等理学思想束缚,这在当时是有一定见解的。 还有一派意见认为宋、辽、金时期,属分裂割据时代,正统已不存在,它既不在辽、金,也不在宋,“适类于魏、蜀、吴、东晋、后魏之际,是非难明”。所以,元代既不是承接辽、金,也不是承接宋朝,而是“合三国而承之,以复正其统”。其代表人物是王祎。危素的观点与王祎相同,却更认为“本朝立国于宋金未亡之先,非承宋金而有国也”。⑧这一派的论点似以欧阳修的“绝统”说和朱熹的“无统”理论为依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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