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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旧时代的史学家相比，人力思想指导下的无产阶级史学家特别自觉地注意到要用合适的史书体裁去表现人力创造的历史。他们不约而同地推出新综合体的史书体裁，主要有如下三个原因。第一，人力思想要求史学家全面反映人力创造的历史。人力思想与神意思想、英雄思想、鉴戒思想和进化思想的旨趣大相径庭，后四者仅仅要求史学家为少数人服务，不论是突出神、英雄，还是求鉴戒、讲进化，都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其着眼点多只注意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只注意少数人的思想动机，这就大大缩小了他们的历史视野，对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物质生产、推动社会前进的生产力都视而不见。因此他们也就只能在单要素为主或简单综合体的史书体裁中转来转去。人力思想则不同，它认为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整个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都是人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晶。因此人力思想指导下的无产阶级史学家眼中的研究对象极为广大。作为一个集各时代各阶层人物的群体，“人们”的活动丰富多彩，要想充分展现人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业绩，已有的主要史书体裁，不论是单要素为中心的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还是简单综合体的纪传体、章节体都已显然不能胜任，只有另辟新径，采用容纳全部要素的新综合体。第二，史书体裁自身的发展促使新综合体的产生。构成历史的四要素是时间、地域、人物和事件。在史书体裁中，这四要素是互相排斥而又互相需要的。编年体以时间为中心，势必不能再突出其他要素，而只能以其他要素起辅助作用，否则就不成其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也同此理。章节体是时间、事件的简单综合，因此短于对地域特别是对人物的记载。在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它们都先后充分地表现了自己，各擅胜场、也各领风骚数十、百年。当时代提出全面地、多侧面地反映人们所创造的全部历史的要求后，它们都只有知难而退，让位于能包含四要素于一体的新综合体了。第三，无产阶级史学家的反思较之前代史家更加自觉，更加深刻。我国史学史上曾经有过二次较为深刻的反思。第一次是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中，他比较全面地探讨了我国史书体裁的发展运动，并对主要体裁进行了比较研究。第二次是清代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就史书体裁而言，他不但探讨了史书体裁的发展及其优劣所在，还提出了新体裁的设想。由于农业宗法社会的局限，他们多重实际而较轻理论，因此史学史上的这两次反思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大的突破。当代无产阶级史学家则不同，他们自觉地反思我国史学的发生和发展，并力图从史学发展实践中总结出理论，然后再在理论指导下去推动史学向前发展。因此这次反思与过去相比，有两点不同：反思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进行的；自觉进行反思的史家不是个别人，而是一批。这次反思的面较宽广，与我们的论题密切相关的，有如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史学家的辩证思维较前发展得多，使他们更加明确认识到内容与形式的对立和统一，他们已经“开始摆脱现代迷信、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摒弃在五十年代后期逐步发展起来的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和方法”。（11）就史书要记载的丰富内容与其表现形式--史书体裁之间的矛盾而言，史学家们已能比较自觉、熟练地运用辩证法了。他们认为历史在发展，史学家的认识也在发展，那么史书体裁也应该随着记述内容的发展与丰富而更新。二是史学史的成熟导致对史书体裁研究的加深与重视。从梁启超、李大钊倡始之后，经金毓黻、刘节、白寿彝和吴泽等大批学者的奋力开拓，史学史终于卓然立于学术之林。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研究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及其规律，而史书体裁又是历史编纂学的主要内容。在史学史领域已耕耘四十余年的白寿彝先生曾指出：“史书体裁的问题并不完全是技术问题，这里有一个如何正确反映客观历史的问题”，“要写出好的史书，不可不讲究体裁”（12），“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13）。这就把史书体裁与史书的质量，与发挥历史知识的作用，乃至与史学的崇高境界--正确反映客观历史联系起来，既表现出白先生的卓越见识，也显示了当代史学家对史书体裁的重视。三是史学家大都认识到批判地继承祖国史学遗产的重要意义，大力探索新的史书体裁以达到全面反映客观历史的目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当代史学家大都认识到批判地继承前人留下的史学遗产的重要意义，“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和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及颂古非今的国粹主义迥然不同的唯一正确态度。他们为了更好地反映客观历史，全面地表现人力创造历史的主题思想，几乎同时走上了改造传统体裁为新综合体的道路。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曾设想“对新旧各种体裁进行新的综合，扬其长而避其短”，创造出一种“专题式结构”（14）的综合体。同一时期，黎澍也设想出一种“把纪传体、编年体加以改造，变成一部大书”（15）的综合体。70年代，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的体裁，中国社科院草拟的《清史》体裁都类似黎澍的设想。罗尔纲从50年代到70年代，对史书体裁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把纪传体“改变成为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16）。和上述几位史学家比较，白寿彝先生探索史书新体裁并付之实践就显得更自觉。1981年，白先生在史学界率先提出“综合体”这个概念。1989年4月，大型本《中国通史》第一卷问世，白先生正式称其体裁为“新综合体”。
    人力思想时期新综合体的史学著作，已成全帙的有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稿》，张舜徽著《中华人民通史》，尚未出齐的有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其中，当推《中国通史》为代表作品。就它体现的人力思想而言，《中国通史》力图“容纳更多的历史内容”，“更进一步地反映历史发展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中国通史》全面完整地解释了创造历史的“人们”的作用，明确提出“人的作用，包括人民群众的作用，也包括领导人物，代表性人物的个人作用”。这在通史著作中也是前所未有的。就它的体裁本身而言，《中国通史》由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大部分组成，“采用了中国历史上各种优秀的史书体裁，相互配合”：序说用来开宗明义，系改造、发展前人的书序而成。综述用来阐述历史发展的总向，因为它是全书的主干，内容丰富多彩，便吸取本纪、编年和章节体的长处加以发展后作为表述形式；典志用来剖视历史现象，则按论述的不同对象改造三种传统的典志表述形式后加以运用；传记用来描述历史人物群象，系改造传统的传记体裁而成。而且在必要时还参用其他体裁。另外，《中国通史》在地域上覆盖了我国历史上各民族的活动地域，在时间上又贯通古今，这些就都使得它成为当代新综合体史著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