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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合力、历史合力论与唯物史观(2)


    在有关历史合力的讨论中,有人认为:恩格斯非常重视历史合力,提出了历史合力论(或历史合力思想),这是他晚年所阐述的唯物史观的最成熟的理论。应该怎样评价这种观点?
    在恩格斯的思想中,的确非常重观历史合力,把它概括为历史合力论未尝不可。问题在于,能不能把它看作仅仅是恩格斯晚年所阐述的,能不能把它看作从唯物史观中发展出来的最成熟的理论(或者新阶段)。我以为不能。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是什么呢?简单点说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历史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或者说,历史之所以这样而非那样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个思想,恩格斯晚年的确做了大量的、出色的阐述。其中除了人们常引用的致布洛赫的信(这个思想贯穿全文,不限于“但是第二”一段)以外,还有好些著作。例如,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既谈了经济内部生产、贸易、金融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又谈了经济、政治、法律的相互作用,最后指出:“所有这些先生(保·巴尔特等--引者)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⑤毫无疑问,这些阐述发展了唯物史观,对于我们掌握这一科学历史观的精神实质大有裨益。然而却不能说,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直到晚年才加以阐述的思想。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合力论是随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的,它不是唯物史观发展到后来才总结出的一种新思想,而是从多种力量相互作用这个角度概括历史进程的唯物史观而已。所以它既不是恩格斯晚年才有,也不是恩格斯个人单独提出的。例如,马克思在1846年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就曾谈到:“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⑥在1857年至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指出:“流通是这样一种运动,……这一运动的整体虽然表现为社会过程,这一运动的各个因素虽然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志和特殊目的,然而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尽管来自自觉个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他人的社会权力,他们的交互作用表现为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⑦当然,恩格斯晚年对于这一思想的阐述更为展开,有其特点,如较多地注意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人们创造历史与唯物史观其他原理的内在联系,然而这只是在纠正人们理解上的偏差,强调长期被人们忽略的方面,并非在提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思想。
    在我看来,只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合力论理解为从多种力量相互作用这个角度概括历史进程的唯物史观,而不能理解为别的。为什么呢?
    第一,既然谈历史合力,那就必须考虑各种历史因素,不能把其中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除外。换言之,历史合力不谈则已,要谈就只能这样谈,从历史的总体上考虑,考虑到作用于历史的各种力量。而这,正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要求。
    第二,“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追溯到比对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需要认识的了。”⑧所以,从多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这个角度概括历史过程,也就意味着抓住了它的根本与整体。如果讲唯物史观只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忘了互相作用,那讲的只能是机械的什么史观,而不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第三,组成历史合力的各种力量所起的作用是不相等的,经济是基础等情况必须如实地承认,否则所讲的历史合力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只能是别的什么史观,如巴尔特的“因素论”。应该说,讲历史合力并非从马克思主义始,在现实生活中也不限于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于如何讲。
    第四,有人以为历史合力论是用来说明一定的历史事件的,它不是基本原理,更不能反映唯物史观的整体系统。这个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历史合力论不反映唯物史观的整体系统,它就不能很好说明由许多因素制约的历史事件,特别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称它为“一部天才的著作”,说它对政变“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⑨。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恩格斯提出了两条:马克思深知法国历史;在方法论上,马克思运用了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在致布洛赫的信中,称“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突出的例子”)。通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运用,也就是全面、深入地分析制约这段历史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其中经济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法律等因素,以至思想传统--法国广大农民对路易·波拿巴的伯父拿破仑第一的追念也起了重要作用。
    唯物史观的总要求,就是要如实地反映历史进程,而要做到这一步,方法上有两个基本点:承认各种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承认它们不是并列的,其作用不均衡,经济的作用归根到底是最有决定性的。当然,二者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其实不光是这两个基本点,任何一个原理如果与其他原理割裂开来,失去了与整体的联系,都将不成为唯物史观的原理。这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肉体上各个器官肢体之所以是它们那样,只是由于它们的统一性,并由于它们和统一性有联系。譬如一只手,如果从身体上割下来,按照名称虽仍然可叫做手,但按照实质来说,已不是手了。”⑩
    虽然历史合力思想为唯物史观所固有,但恩格斯晚年何以着重阐述这一思想,这样做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却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某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社会宿命论。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又出现了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的、简单化的理解,如:过分看重经济,忽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诸因素的作用;就是在经济方面,往往也被看作自动地发生作用,而忘记了其作用不是外在于人的活动;有些人把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看得非常简单,以为了解了主要原理--还不一定了解正确--那就算充分理解了新理论,并能立刻运用它。正是针对这些情况,恩格斯着重阐述了历史合力,说明:经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但并不是只有经济才是原因,不能忽略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诸因素的作用,历史实际上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其次,经济、政治、法律等因素的作用是通过人们的活动实现的,不能把它们的作用与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活动割裂开来;还有,为说明历史实际,必须完整地把握唯物史观,纠正对这一理论片面、简单化的理解,否则就达不到目的。上述所有这些,就观点而言都不能认为是新提出的,但是经恩格斯强调、解释和发挥,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并对人们完整、准确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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