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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泛议

治史同从事任何其他学问一样,从根本上说,要靠刻苦勤奋,舍此而奢望轻易成功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的。当然,这并非说不必重视学习方法,相反,同样刻苦勤奋,能否掌握、运用科学的方法,就会收到事半功倍或者事倍功半的不同效果。科学方法很多,我的体会,主要是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勤与巧
    勤,是指勤奋苦学。这要有甘于苦累,顽强执著的精神和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韧性。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概括为“四勤”。一曰眼勤。就是广泛涉猎,拓宽视野,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领域;二曰口勤。一方面是勤读,即对一些重要内容,要精读强记,闭目成诵。另一方面是勤问,即对不明白的问题,包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不但要勤于向他人虚心求教,还要给自己出难题,多问几个“为什么”,并努力作出解答;三曰手勤。就是勤翻典籍,勤检文献,除官修正史外,还要旁及文集、野史、笔记、小说等等,广泛发掘,掌握第一手资料;四曰笔勤。就是要勤写,包括抄摘卡片、写论文摘要、作读书札记等打基础的功夫。经过不断磨炼,提高文字表达能力,然后选定题目,拟出纲目,进入论文写作。
    巧,是指巧于思索。就是对于学习不但要顽强执著,百折不挠,而且要深思熟辨,善于独立思考。
    勤与巧不但不相矛盾,而且互相作用,相得益彰。勤问并非以唯“勤”为胜,象孔子入太庙那样“每事问”,那样漫无选择,问者将不胜其问,答者也将不胜其答。而是应辅之以“巧”,做到非但“应闻其说”,而且“问知其方”。即不只知道结论,还要弄清导致结论的方法,达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从而有利于加深理解,举一反三。
    (二)博与精
    顾字思义,博,就是学识要广博;精,就是理解要精深。两者同样也有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未有不博而能精者”,而只有立足在“博”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精”。如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重点当然是要弄清楚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的起因、过程、特点、作用,和从中揭示历史规律、总结经验教训等等。为了做好这些,就不能只限于钻研这些问题本身,而且还要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农民阶级及作为其对立面的地主阶级的性质、特点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历代土地、徭役、赋税制度,以及政权、法律、宗教、家族、民俗和社会道德观念等等进行广泛的研究。不但如此,可能的话,还要涉猎一些象哲学、经济、法学、民族、文学、逻辑、甚至自然科学等其他门类的书籍。只有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达到“精”的境界。否则就将如古人所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把视野局限在某一次农民战争本身,是难以看到它的特点和中国农民战争的发展阶段及其全貌的。当然,博,并不是漫无边际,不分主次,以多为胜。而是“以求其业为主”。反之,忘记了重点,兼收并蓄,是虽多无益的。
    另一方面,“亦未有不精而能博者”。就是说,必须深刻领悟,透彻理解,抓住根本和关键,才能取得驾驭更多知识的能力,扩大攻读领域,达到真正的“博”,如同郑板桥所说“唯精乃能运多”。不然的话,即使“读书必欲读五车”,亦不过“胸中撑塞如乱麻”而已。
    还要强调指出,古贤的一些精辟之论,对我们很有启迪,当然,这些虽然重要,却远远不够。今天,我们还必须奠定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指导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具有分析鉴别、洞察实质的能力,透过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揭示问题的本质和规律,做到以精御博,博而弥精。否则,精不御博,就象没有罗盘的航船,越是在浩翰的海洋里,反而更易于迷失方向,即使学识再广博,也难以驶抵真理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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