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革命性与科学性
革命性是指史学研究必须为社会主义现实服务而言。通常也被称作政治性。科学性是就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而言，从根本上说，它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关系，是互为作用，相得益彰。没有革命性，史学研究就要失掉灵魂，变成“为研究而研究”，脱离现实需要，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也就谈不到科学性。反之，离开科学性，革命性要就失掉依据，难以实现为社会主义现实服务的目的，甚至有可能事与愿违，走向反面，也就谈不到革命性。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我就从理论上作了阐述，指出：“历史学乃是最具有阶级性、战斗性的科学。研究历史，就是要通过具体史实的叙述、分析和论证，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导革命斗争的方向，并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的、民族的、国际主义的教育。”同时还指出：“历史既然是科学，它便必须同时是真实的，实事求是的。也就是说，它又是具有严肃的科学性的。”并强调“在处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一定要并皆顾及，任何一方的忽视，都是不允许的”（见《史学月刊》1957年4月号）。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时期来，人们对史学研究如何正确地为社会主义现实服务的问题并未取得一致的认识，有的继续沿袭早期历史类比的方法，有的理解成“为当前的政策服务”，有的采用“颠倒一下”的办法，满足于“歌颂劳动人民，批判剥削阶级”。这些简单化的做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把革命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并认为为了坚持革命性，就可以、甚至必须抛弃科学性。其结果却是、也不能不是与善良愿望相反，造成不同程度的混乱甚至危害。例如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有些论者既承认历史上各民族间存在隔阂、歧视和压迫，却担心如实承认这些事实，“不利于当前民族的友好团结”，甚至“会变成挑拨民族关系，使民族之间不和睦”。因而，有的主张采取“回避”的办法，有的则着意美化拔高古代民族关系，说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都是同一个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这不但完全背离了历史的事实，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的基本原理，根本无法成立，无助于“当前民族友好团结”，反而难免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按照这些说法，实际上就等于说早在千百年前的封建社会，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这就不能不混淆了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不同性质的民族关系的界限，客观上抬高了前者，贬低了后者。
其实，类似这种带有相当普遍性、被认为不容易解决好的问题，只要能够遵循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的原则进行处理，是完全可以圆满解决的：虽然如实承认历史上客观存在的那些民族间不愉快的事实，却不但不会影响，而且适足以增进当前各族人民的友好与团结。原因是，由于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出了历史上不平等民族关系的社会根源与历史实质，科学地阐明了在过去的历史阶段中，真正平等的民族关系根本不可能出现。从而就必然地得出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民族间真正平等、友爱、亲密、团结的伟大结论来。这样，各族人民从过去不平等民族关系所造成的痛苦不幸的回忆对比中，就会更加感到今天社会主义平等民族政策所带来的友好幸福生活的可爱，就会更加感激缔造并认真实施这一先进的平等的民族政策的党。这样，也才真正达到了民族史研究为当前政治服务的目的，对当前的民族团结，真正起到了促进和巩固的作用。
（六）胆与识
这是和革命性与科学性有密切关系但又不同的问题。胆，是指理论勇气；识，是指真知灼见。两者同样是互为作用，相辅相成的：有胆无识，虽有勇气，但不可能提出科学的真知灼见；有识无胆，虽有真知灼见，也往往畏首畏尾，怯于提出。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勇于建言，使真知灼见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
胆与识的关系虽然是相辅相成，但两者的地位却并非相同，而是以识为主。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真知灼见基础之上的胆，才是真正的理论勇气，才能够进行新的探索，提出新的创见，丰富、发展真理。反之，缺乏真知灼见，即使勇气百倍，也不但极少可能进行新的探索，提出科学创见，还可能发生简单化、庸俗化，甚至造成混乱和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是勇气越足，危害越大的。
理论勇气来源于史学工作者的革命责任感。他们或者是为了替被篡改了的历史恢复本来面目，或者是为了给被扭曲了的真理拨乱反正，或者是为了给被压抑的新生事物扫除障碍，开辟道路，或者是为了用辛勤的耕耘推动学术研究的繁荣和进步。因此，他们才勇于陈述己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甘冒不同程度的风险，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发扬理论勇气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在学术研究上勇于创新。为此，就要做到不步入后尘，不拘泥旧说，不迷信权威，敢于独辟蹊径，开拓新道路，攀登新高峰。其目的在于追求真理，探索创新。对权威的观点学说，可以、也容许提出商榷和探讨。不然的话，株守在权威构建的成就界线前，徘徊不前，不敢越雷池一步，学术研究就不可能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同时，却必须抱着虚心的态度，对学术前辈给予充分的尊重。如果把“胆”误解为可以目空一切，妄自尊大，对前辈学者采取任何倨傲轻率、简单粗暴、甚至“骂倒以为快”的做法，都是十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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