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移录、校补《明史艺文志稿》附补的四史艺文，使之独立单行。最先从事工作的是吴骞，继之者有张锦云、卢文弨、钱大昕。以卢、钱两家影响较大。
（1）吴骞校补《四朝经籍志》二册（不分卷）。骞（1738-1813）字槎客、葵里，兔床，浙江海宁人。校勘学家，与黄丕烈、鲍廷博等交往甚密，释经楼藏书富达五万余卷。乾隆三十几年间，曾得杭世骏家藏抄本《千顷堂书目》，并详为校勘，四十年，又借卢文弨“金陵新校本勘补，书既加详，且多序目，似是史局增修之本。……间取诸家书目，续为增订拾遗补阙。”另作《重校千顷堂书目跋》一篇，（上引文即出此跋，见《愚谷文存》卷四）约四十几年间，又“单采宋、辽、金、元之书，为《四朝经籍志补》。厥后，余姚卢弓父（文弨）学士及嘉兴钱晓徵（大昕）宫詹均有是辑，故予此书亦藏之家垫，然其间有俞邰所未及者，附以鄙说，颇为学士（卢文弨）所采，故其序中亦著余姓氏，示不掠美也。”（见自《序》）卢氏金陵新校本（详见后）即据《明史艺文志稿》校补本《千顷堂书目》。吴氏的《四朝经籍志》是第一家移录、别行黄补者，并有所增补，增补部分又为卢氏所采用。是书始终未得刊行，手稿本存北京图书馆。
（2）张锦云《元史艺文志补》（卷数未详）。锦云字继才，与吴骞同邑。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吴氏为作《元史艺文志补序》云：继才“少孤，从舅氏周松霭大令受学，松霭爱其才，更以甥馆处焉，由是业日进，于书靡所不窥。尝有志补辑《元史艺文志》，予亦间发藏书以{K1B504.jpg}其探索。继才体素羸，旋得咯血疾，顾犹晨夕研讨，兼事吟咏不辍，未几遂殁，盖此《志》甫脱稿……予偶从借读，叹其网罗之富，又惜其志之不得见于世也。爰为录其副而藏诸箧衍。”（见《愚谷文存》卷三）张氏辑是书，工作开始不久便咯血，书刚脱稿人就死了。故其卒年当去吴序时不远，约在四十八年间，书成也当在是年。此志补仅以元朝一代为限，补及元曲家所作之杂剧等，为诸家所无。是书也曾为文弨参用，然元曲家杂剧皆未采。书未刊行，稿今存上海图书馆。50年代，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曾计划出版全书，但至今未见付印。吴骞、张锦云之书，因未刊刻流布，所以也未产生大的影响。
（3）卢文弨校补刊印《宋史艺文志补》一卷、《补辽金元艺文志》一卷。 卢氏（1717-1796）字召弓，晚号弓父，室号抱经堂。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三十三年乞归后，主讲江浙诸书院。潜心汉学，善校书刻书。先抄得一部《千顷堂书目》，乾隆三十八年，从苏州朱奂（字文游，号滋兰堂主人）借到一部《明史艺文志稿》抄本，又作《题明史艺文志稿》一篇云：“先钞得《书目》，后从朱君文游借得此本，力不能重写，但取以校《书目》，改正不少”，（见《抱经堂文集》卷七）“《志稿》自南宋及辽、金、元之书，具搜辑殆遍，……安得有力者，将此四代书目别梓以传，亦学者之幸也。”（见同上）卢氏十几年后，果真将四朝艺文别梓于《群书拾补》中，题名为《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艺文志》各一卷，又撰说明一篇，然未属时。据卢氏辑补时曾参用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吴骞抄录的张锦云《元史艺文志补》和乾隆五十二年《群书拾补》自序，其成书时间约在五十至五十二年间，至五十五年钱大昕作《群书拾补序》时，二志补已刻毕印样。
移录、增补、别行黄志补附四朝艺文诸家，杭世骏、厉鹗仅限一朝，杭、吴、张之作至今仍无刊本，故四家俱未产生大的社会影响。卢氏校补的二志补，是刊布流传的第一家，并在内容上吸收了吴、张两家的成果，增补的数量较多，在分类上保存了《明史艺文志稿》的体例，与《千顷堂书目》有所差异，但卢氏据《明史艺文志稿》卷首倪璨《序》，经反复思考，最后误定为“倪璨撰”，遂题《宋志补》、《补辽金元》“倪璨撰，卢文弨校补”，讹误流传至今。
（4）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四卷。大昕（1728-1804）是乾嘉著名学者，尤专《元史》。《元史艺文志》一书，自编《年谱》云：成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嘉庆五年（1800）黄丕烈为刊是书时，大昕又作《序》云：“《元史》不立艺文志，国朝晋江黄氏（虞稷），上元倪氏（璨），因承修《明史》，并搜访宋、元载籍，欲裨前代之缺，终格于限断，不得附正史以行。大昕向在馆阁，留心旧典，以洪武所葺《元史》兄杂，漏落潦草尤甚，拟仿范蔚宗（晔）、欧阳永叔（修）之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唯《世系表》《艺文志》二稿尚留箧中”。大昕于乾隆三十九年（1744）七月离京，故《元志》应在三十九年之前草成，至五十六年方整理旧稿而终成清稿。这中间，乾隆五十五年卢文弨《群书拾补》刻成后，又请钱大昕为之作序，大昕见其中有《补辽金元艺文志》后，遂发其旧稿复为补充。故《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元史文志》”条云：“余补撰《艺文志》，所见之明诸家文集、志乘、小说无虑数百种，而于焦氏（竑）《（国史）经籍志》、黄氏《千顷堂书目》、倪氏（璨）《补金元艺文》、陆氏（元辅）《续经籍考》、朱氏（彝尊）《经义考》采获颇多”，其中“倪氏《补金元艺文》”即《群书拾补》中误为“倪璨撰”的《补辽金元艺文志》。
钱氏《元史艺文志》虽草撰在先。而终成却晚于诸家，并参考卢校刻的《补辽金元艺文志》作了一些增补。其名曰“元史”，实为辽、金、元三史之艺文志。订正前人讹误若干条，数量也较卢本有所增溢，分类与卢本也有异。至此，移录、增补、别行黄补时期可告一段落，殿军就是钱大昕。大昕以考据见长，而《元史艺文志》则少考识，并不比卢氏等同期补史艺文志之作高出多少。
三是这一时期，在黄补范围内的别辑之作，即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一卷。门诏（？-1751）江都人，乾隆元年（1739）进士，卒于乾隆十六年。《补三史艺文志》自序云：明焦竑《国史经籍志》“上下数千年繁芜充栋，类聚群分，灿然明备，厥功伟矣。独惜其于辽、金、元三朝之书缺略为多，统览今古于兹未备，不无遗憾焉。辽有……，金有……，元则……，虽片简支字所当珍惜，而不可失者也，可无稽乎？窃不自揆，乃取三史所载，并旁搜博采，合为一志，以当拾遗补阙之一助云”。自序未署时，然金氏卒于乾隆十六年，故成书定早。将其与《千顷堂书目》、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相校，确有许多不同，似乎非移录黄补而成，属另一系统，是独立补史艺文志之作，似乎是这一时期唯一的别调。金门诏在张廷玉最后整理并准备刊刻《明史》时，曾提出《明史艺文志》应采用焦竑《国史经籍志》的作法，想用他的《古今经籍志》取代王鸿绪删定的《明史稿·艺文志》，虽没有什么效果，但他关注、了解《明史》艺文一志的修撰全部情况，故《补三史艺文志》受黄补影响也深，未必真没有参见黄补的内容，加之其补志的范围并未超出黄补的范围，姑附此述及。
总之，这一时期的补志工作，皆未超越黄补的断限范围，多移录增补黄氏而成，诸家与黄补同多异少，加之这一工作刚刚兴起，处于形成阶段，从杭世骏到钱大昕，补志的质量都不算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搜辑的资料均不够丰富，著录仅书名、卷数、作者而已，少有考识。二是编辑的方法也不够严谨，体例难称佳善。三是没有利用和吸收乾隆时考史的方法和成果，较黄补均无大的突破。从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完成后到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成书，历时约八十年，是补史艺文志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1）补志工作完全在黄补的断限内操作， 皆未超出宋、辽、金、元四史的范围。（2）补志的内容，多移录黄补的内容， 虽有增补，但比例都很小。（3）著录的内容款项，较黄补无大突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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