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西方哲学界，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无疑是第一流的学者。人们常常把他的名字同爱因斯坦、维特根斯坦、波普尔等人相提并论，并称之为“当今思想界具有百科全书知识的学者”。
作为哲学家，卡西尔被认为是一位新康德主义者，即以康德哲学为出发点，研究人类的知识认识问题。但实际上，卡西尔是自立门户的。他的哲学有康德的哲学背景，但却距离康德很远。他把康德的理性批判，推及到对文化的批判，用现代科学成就，借助“符号”的桥梁，把哲学通达到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正如当代科学哲学大师卡尔纳普所说的：卡西尔的哲学不是正统的新康德主义，更多的是受到晚近以来科学思想发展的结果。1920年，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一书出版，标志着他的文化哲学体系的形成。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一切文化现象都可理解为符号的创造，文化的解释也就是对符号的解释。这一基本思想构成了他的文化哲学的主干和基调。以此为出发点，卡西尔对人类文化所有的创造物--语言、宗教、神话、历史、艺术作了一种全新的解释，从而构建出系统的文化批判理论，并“为文化科学的一般哲学打开了一新的入口”。
卡西尔一生，著述甚多。虽然他没有写过历史学理论的专著，但他的《人论》、《符号·神话·文化》等代表作都涉及到了历史学的理论问题。尤其是，他用自己的文化哲学理论对以往西方历史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对历史作出了比前人或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更为合理的解释。
一、历史学--徘徊于科学与艺术之间
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这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界一个重要的同时又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古代希腊，史与诗同属于艺术之列。抒情诗、史诗、悲剧、喜剧都是广义上的诗。相对诗而言的是史。所以在神话里，历史女神克莱奥为众艺术女神之一。史与诗的区别，按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在于史家叙述已发生的事情，诗人则叙述可能发生的事情，”“诗偏于叙述一般，历史则偏于叙述个别。”①这是因为，古代的历史学记载多于考订，而且几乎完全没有对历史规律的探究。历史记载讲究材料的搜集、选择和行文中的结构与文采。历史学家的工作实质上与雕塑家、画家、诗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同样表现为一种艺术性的创造。所以，古代罗马琉善的史论文章《论撰史》的副标题为“论现实主义艺术”，中国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于史学批评的《史传篇》。②就是近代象布克哈特、蒙森这样一些著名的史学家仍然坚持说，历史学家是诗人，是艺术家。
把历史学纳入科学领域，是近代科学勃兴的结果。“十八世纪末，当科学对于世界的知识，以及关于他自己身体的特征的知识，都有极好的贡献时，科学能否促进人的社会知识这一问题就开始提出来了。”③这里所引的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的一段话。事实上，把历史学纳入科学的领域早在19世纪末之前就开始了。时处17世纪中叶的斯宾诺莎就曾说过：“我将要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如同我考察点、线、面和体积一样。”④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都深信一切自然难题和社会难题都可以在科学面前得到解答。因为既然科学对自然的解释是成功的，那么它也必定会成功地解决社会问题。伏尔泰说：“如果全部自然界，一切行星都要服从永恒的定律，而有一个小动物，五尺来高，却可以不把这些定律放在眼里，完全任性地为所欲为，那就太奇怪了。”⑤就是说，既然一切都受制于自然规律，都可得到科学的解释，为什么人--这个五尺来高的动物不在自然规律的制约之下和不可以用科学的方法予以研究呢？
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历史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孔德。他认为，人类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通过科学方法的运用可以把握历史规律的存在，历史学的任务就是一门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是以观察和比较，因而也就是以与其他科学尤其是生物学所使用的方法相类似的方法为基础的”。⑥为此，孔德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静力学”和“动力学”两种方法。静力学视社会为生命的机体，研究其结构和原则；动力学视历史为一种秩序，研究其内在的变化和发展。这样，历史学在孔德的哲学网络里变成了科学的一个分支。孔德把历史学科学化，其影响在西方学术界整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他的学生库恩说：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就要象博物学家研究昆虫那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英国学者伯里更是走向极端，说“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
但是，历史学是关于人类自身活动的知识。历史认识的实质，是人们展开他同历史的联系，使历史获得进入现实的途径，研究历史的动机，植根于人们通过历史获得对自身的理解。于是，在历史学科学化的道路上出现了这样一层屏障：人既然是历史中的人，怎么有可能象博物学家研究昆虫一样，站在历史之外而研究人类的自身活动呢？为了跨越这一屏障，朗克主张历史学家一旦进行他的研究工作，就必须“自我遗忘”，用理性的力量拒斥一切主观因素对其研究工作的干扰，如实地反映客观历史的原貌。研究历史只求是什么，不求为什么；只作如实的铺叙，不作任何价值判断。
然而，朗克的客观主义只不过是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神话。人们研究历史，无法超越自身在历史中的位置。第一个对实证主义史学提出挑战的是狄尔泰。他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前者的研究对象是物质，后者是人的精神；物质外在于研究者而存在，而精神作为研究对象则与主体同一；自然科学寻求的是对事物客观的因果解释，而人文科学则要求研究者的主观体验。体验先于理解，先于价值判断。人们解释历史，事实上面对的不是一具“客观的”僵尸，而是面对前人已经体验过的生活。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对人类过去的体验。体验的主观性决定着对历史完全客观认识的不可能，也决定着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同一的不可能。狄尔泰拉开了现代分析历史哲学的序幕，尔后的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克罗齐、科林伍德等人的历史观，基本上都是沿着狄尔泰的思路发展着、变化着，从而形成一种反叛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潮。用英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沃德的话说，过去，科学思想及其方法对人文科学的进犯犹如城市对周围乡村的扩展，而现在乡村农民则要求“讨回他们失去的领地”。⑦
不能说，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向古老的历史观的回归。但它对历史学科科学性质的否定，无异于把历史学向艺术的领域推近。艺术强调非逻辑，拒斥因果律，看重个体创作的情感、体验。而这一切与分析哲学家们的历史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契合的。
卡西尔认为，历史学既有科学性但又不是科学，既有艺术性但又不是艺术。这种态度，容易给人们留下一个和事佬的印象。但事实上，卡西尔完全不是对两种传统观点的调合，而是两面出击。他承认历史学的科学性成分，因为“没有任何对象会逃脱自然的规律，历史学的对象也不是孤立和自足的实在，它们被包含在物理对象之中。”⑧历史学虽然不以揭示物理世界的以往状态为目的，但揭示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的潜因，完全可以利用各种科学的方法。不同的是，历史认识比科学认识要复杂得多，它不仅在于认识客体不可重现，而且无法排除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偏见。因此，对历史的认识，不能使自身局限于只有靠科学方法才能得到的材料上。重要的是要回到康德那里去，看看自身认识能力的可能性程度。这样相对于自然科学，历史学多出了一个维度。但是，这个新的维度，丝毫不意味着历史学不可能与科学结伴。地质学、生物学研究过去留下来的物质痕迹，为什么历史学不可以利用这些古老的痕迹呢？德国伟大的历史学家蒙森出版了《拉丁铭文集成》、《钱币史》，卡西尔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蒙森不仅是一位科学天才，同时还是科学工作最伟大的组织者之一。”在卡西尔看来，历史学家的使命在于探索历史的事实和真理，他必须同科学家一样受制于严格的规则，“他必须利用一切经验调查的方法，必须搜集一切可以得到的证据并且比较和批判他的一切原始资料”，如果离开一定的规则和方法，历史学家们都凭着自己的想象，历史学就不成其为历史学了。因此，他认为：“不管人类知识的对象会是如何地相异，知识的各种形式总是显示出内在的统一性和逻辑的同质性。”又说：“概念和判断的构成，推理和论辩的形成，假设和确证的方法--所有这些，都可以以在其他科学中得以运用的同样的方式，运用于历史之中。”⑨据此，他把狄尔泰、文德尔班等人以科学研究现存对象而历史学研究过去，或科学研究一般而历史学研究个别作为两类学科的划界标准，全当作是对历史学的一种误解。历史学家研究过去，科学同样可以研究过去。
卡西尔承认历史学与科学有某种同一性，并不是说，他完全同意实证主义哲学把历史学类归于科学的做法。相反，他认为，历史学有自己的学科个性，仅凭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不能解释历史事实和认识历史真理的。原因是，“道德领域缺乏物理世界的那种秩序。因为虽然道德领域有确定的，不可移易的法则，但道德领域之遵从这些法则不及物理自然之遵从它的规律来得始终一贯。其理由在于，具有悟性的个人是有限的，因而是会犯错误的，并且还是按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意志行动的。因此，他们并不永远服从他们为自己订立的基本法则或准则”。⑩历史学家也许与地质学家在做着同一性质的事，即都在努力恢复过去曾经有过的历史原貌，”但是，历史学家并不是给予我们一系列按一定的编年史次序排列的事件。对他来说，这些事件仅仅是外壳，他在外壳之下寻找着一种人类的和文化的生活--一种具有行动与激情，问题与答案，张力与缓解的生活。历史学家不可能为所有这一切而发明新的语言和新的逻辑。他不可能不用一般语词来思考和说话。但是，他在他的概念和语词里注入了他自己的内在情感，从而给了它们一种新的含意和新的色彩--个人生活的色彩。”（11）在卡西尔看来，朗克的“自我遗忘”，只是打算指出一个问题，而不是寻求问题的解答。历史倘若果真地达到“自我遗忘”状态，他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历史认识之中，更不可能寻找到历史的客观性。在历史认识中，认识主体熄灭了自我的经验之光，就无法观察和判断历史的真实与价值。因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不仅需要事实，而更重要的是对事实的理解。用卡尔的话说：“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12）就是说，历史认识不可能对科学方法拒斥，但对科学方法的接纳又在一定程度上抹掉了历史学科的内在特性，并使历史认识本身变得不科学。对于这种二律背反现象，卡西尔的解释是：“在所有的历史因果联系中，都存在着我们在物理学或生物学的因果联系中看不到的某种东西。这里不仅有一般的因果联系，而且还有我们称之为‘动机’的东西。”因之，在他看来，实证主义影响下的历史哲学只不过是“以其各自理论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来裁截历史学家的实际工作，”历史的科学方法运用变成了历史学领域科学主义的神话。换言之，方法变成了原则，手段变成了目的，科学变成了历史学的主宰。
把历史同科学拉开距离，是不是意味着卡西尔把历史学划归艺术之列呢？
卡西尔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科学家和艺术家两种素质”，他们是经验主义者，他们是特殊事实的仔细观察者和调查者，便是他们并不缺乏‘诗人的精神’。真正的历史综合和概括所依赖的，正是对事物之经验实在的敏锐感受力与自由的想象力天赋的结合。”（13）一方面，历史学家调查史实，辨其真伪，剔选史料的过程要受制于一定的规则，另一方面，他在“最终的决定性的步骤中总是一种创造性想象力的活动”，即他在史料的基础上，作历史记载或历史研究，总是掺杂着自己的主观成分。他与史料展开对话，对话的双方，一是史料的客观性，二是自我的主体性。离开任何一方，历史记载和历史研究都无法进行。所以卡西尔认为，象艺术一样，“历史学从根本上就是拟人的”。它不能遗忘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存在，因为“历史学并不是关于外部事实或事件的知识，而是自我认识的一种形式。为了认识我自己，我不能力图超越我自己，这正象我不能超越我的影子一样。”在历史认识过程中，人不断地返回他自身，他力图追忆并实现他过去的全部经验。卡西尔说，如果我们用一种悖论的形式来表达的话，那么历史学家所努力追求的是一种“客观的拟人性”。
“客观的拟人性”，从逻辑的意义上说是相悖的。但在卡西尔看来，却是对历史学科特性恰如其分的表述。它既强调了认识主体的自我存在，强调了历史学中的艺术性，又强调了历史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和对这种客观性认识的科学性。历史学家既不能拘谨在科学的方法和规则里面，也不能浪漫于艺术的激情和想象之中而失去历史学的严谨性；历史学既不是一门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也不是一种纯粹表现情感的艺术。它徘徊于科学与艺术之间，在对二者既开放又拒斥的独立状态中体现着自己的学科个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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