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规律与历史预言
卡西尔在对历史学学科特性认识的基础上，对几百年来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中间始终处于争论之中的历史有无规律和历史是否具有预言功能两问题作了新的解答。
承认历史学与科学有相通之处，是从两方面而言的。一方面，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是受客观规律制约的（当然，这种制约不如自然规律那样严格）；另一方面，历史认识与历史记载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科学方法。上文所述历史学徘徊于科学与艺术之间，主要是指后者，即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历史规律和历史预言，则是仅就历史认识的客体而言。就是说，人类以往的客观历史进程，是否呈现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是否可以通过过去理解今天，或通过过去预测未来。诚然，我们不能离开认识主体来谈认识客体。客体的存在，只有当它同认识主体发生交往时，才可显示出它的意义。而且，象克罗齐、科林伍德等人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正是着眼于主客体关系的。但是，是否承认历史认识客体的实在性和它内在的因果关系，始终是问题讨论的根本。
卡西尔认为：“因果性是一种适合于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的一般范畴，它并不局限于某一特殊领域，并不局限于物质现象的世界”。（14）因之，否定历史的因果性，在他看来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承认历史的因果性与历史认识中理性崇拜的历史决定论是完全不同的。历史不是上帝的“预定和谐”，也不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被动展现。具体的历史事件，并不象莱布尼茨哲学中的单子，也不象一张张预先摆好的多米诺骨牌。“历史现象属于一个特殊的领域--属于人的领域。离开了人的世界，我们便不能在历史一词独具的意义上谈论历史”。历史的理性是人类的理性和活生生的具体行动的结合，而不是一种外在于历史但却又驾驶着历史的神秘力量。人类行为的特征在于，它既要受到一定的条件或因果关系的约束，但同时它又常常背离因果关系，享有选择上的自由。也正是这种行为选择上的自由，才形成了历史运动的复杂性和丰富多彩的图景。如果人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严格地受因果关系的制约，历史也就变成了毫无生动可言的呆板模式。因之，莱布尼茨、黑格尔等人的历史观说到底是一种神秘的上帝史观。在他们那里，历史所呈现的不是人类的社会运动，而是上帝创世的业绩。
卡西尔通过对丹纳和朗普雷兹历史观的分析批判了这种神学羽翼下的历史决定论。丹纳认为，我们如果认识了历史的最终推动力量，就可以象物理学家从普通的引力理论推论出下落物体的运动或行星的轨道那样，由这些最终推动力量的原因推出它们的结果；朗普雷兹认为历史进程中有一种恒定和惯常的秩序，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所有文化中，这种秩序都是始终如一的，那么，一旦从历史中找到这种秩序，我们就可以把握人类社会运动的全过程。这样，时间和空间就显得没有意义了，一切历史都是围绕着这一秩序而展现着。人们知道了过去，也就知道了未来。卡西尔认为，丹纳和朗普雷兹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唯灵论的基础上，是对历史客观性问题最简单的解决方式，把历史科学变成了一种“实用植物学”，最终将在科学的理想结构中和上帝的圣光里完全消失。
我们说，卡西尔所批判的只是那种神学目的论式的和科学主义神话里的历史决定论。事实上，卡西尔是承认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的预测功能的，与莱布尼茨、黑格尔、丹纳等人不同的是，他不是站在历史之外以一个局外人的身分观察历史，而是把自己置于历史之中，在他看来，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它有别于现在。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包含着与我们生活时代不同的内容，现实不是对过去的复写。但是，人类的基本属性和基本需求，决定着人类的过去与现在乃至将来，都有着某种规律性的存在，人们正是通过这种规律，才可以认识历史。历史规律得之于对过去历史的归纳，代表着人类活动的社会学真理，它不仅适应过去，也适应着现在和未来。但是，必须区别的是，这种得自归纳的历史规律与神学羽翼下的历史决定论是不同的。前者植根于人的历史之中，是历史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后者是超历史的，排除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因此，卡西尔既不同意克罗齐对历史的相对主义解释，也不同意尼采那种完全否认传统的极端做法。他认为，过去联结着未来，未来只有从过去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如果象尼采那样视历史为累赘，那么逻辑的尽头也就“把未来连根拔掉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运用正确的方法认识过去，这样，历史知识“会使我们更从容地审视现在，并加强我们对未来的责任心”。因为“人如果不意识到他现在的状况和他过去的局限，他就不可能塑造未来”，“对未来的思维和对过去的思维总是相得益彰的”。（1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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