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史和全部历史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黎澍同志写道：“社会发展史应当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历史，这是按照马克思学说建立起来的学科，本来就不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中国的史书向来被称为‘相斫书’、‘帝王家谱’，所以在国人很容易误解为这个历史要反过来看，这就是范文澜所说：‘过去历史以帝王为主人，……今天要推翻它。……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到‘文化大革命’前后，这种误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几乎普遍地认为历史上不应当容许再有帝王将相存在的痕迹，这才算是一种最新式的历史观，以致竟对全国文物古迹来了个大破坏。”（第9-10页）
黎澍同志对那种不允许帝王将相在历史中出现的过“左”的偏激错误予以揭露和指责，我们是完全赞同的。但是，在这里，他有两点误解：一是对社会发展史的误解，一是对范文澜以及对他关于“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命题的误解。
社会发展史并不是不研究帝王将相的活动，而是根据它研究的成果指出帝王将相的活动不能说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历史，只有劳动人民生产实践活动的发展，才科学地解释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的历史。这是对帝王将相活动以及人民群众生产实践活动研究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因此，社会发展中虽然不研究帝王将相活动的具体细节，但它却是研究帝王将相活动的必不可少的方法。帝王将相活动的历史受着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历史的制约，也就是受着劳动人民生产实践活动的制约。社会发展史所要揭示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正象黎澍同志所说的：“从全过程来说，人类历史是按照它自身的必然趋势发展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起着制约的作用。这种制约作用是决定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但并不直接规定它们发展的具体面貌和过程。”（第10-11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这话讲得多好呀。在这里，我们和他没有任何分歧。我们同黎澍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似乎处在一种很奇妙的境地，一会儿靠得很近很近，一会儿离得很远很远。紧接着，他又讲：“不能用社会发展史来代替全部历史。”（第11页）这我们也完全同意。可是，他一下子把社会发展史和全部历史分割开来，对立起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能是社会发展史的原理，“不能说所有的历史全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就把我们和他分离得很远。问题在于，黎澍同志对科学的原理提出了太高的要求。任何一条科学原理都只能揭示它研究对象的“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能要求它直接说明该对象的全部具体的、偶然的细节。据我了解，黎澍同志并不是对任何科学原理都提出这种过高的、不可能达到的要求。很可能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种恶劣的“最新式的历史观”的深恶痛绝，而引起的一种“逆反心理”。
黎澍同志对他“素所尊敬的历史学家范文澜”（第8页）也有误会。 范文澜称中国史书为“相斫书”、“帝王家谱”，说“过去历史以帝王为主人，……今天要推翻它。……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无非是说，以往的史书中，完全忽视了劳动生产实践是在全部社会生活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最根本的因素，因而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的客观规律，使历史成了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偶然事件的堆积。范文澜决没有不让写帝王将相的意思。在他自己所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就大量地写了帝王将相的活动。但是，他注意揭示这些帝王将相的活动--即使是其中最强有力的人物的活动--都不能不受到人民群众的制约。他正是在这个（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即真正最终主宰历史命运，决定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是劳动人民，而不是帝王将相。偶然是必然的表现形式。离开帝王将相和个人的活动，撇开历史的偶然事件，历史的必然将显得贫乏枯燥。但是，不了解必然也就难以对偶然作出科学的解释，因为任何偶然现象都不能不受到隐藏在它背后的内在的、必然所支配。
正确地理解必然和偶然的辩证关系，对于正确理解“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有着重要意义。即它不是能直接说明历史中一切偶然现象的包罗万象的教条，而是揭示隐藏在历史偶然现象后面的必然规律，因而也是指导我们研究历史偶然事件的必不可少的方法。
黎澍同志在论证伟大人物出现的必然和偶然时，曾引证了马克思的话。马克思在《1948年至19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6月13日的伟大退却， 只是因为被秩序党急忙封为伟人的尚加尔涅提出了还要更伟大的战斗报告书，才显得逊色了。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⑧马克思援引爱尔维修的话的含义很清楚，即偶然出现的伟大人物体现了需要出现伟大人物的历史必然。可是，黎澍同志对此作了自我批评，他说：“马克思并不认为尚加涅尔是什么伟大人物，无非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罢了。……马克思语含讥刺。”黎澍同志由于“没有认真看清楚马克思援引爱尔维修的话要从反面来理解，结果当作是可照字面理解的话加以摘录，看来可能是造成了不少的误会。”（第41-42页）可惜，承认“误会”才是真正的误会。因为，长期与马克思合作的恩格斯也曾讲过类似的、却不会引起误会的话。恩格斯是这样讲的：“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那个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⑨在这里，恩格斯把马克思援引的爱尔维修的话和内涵讲得更明白更透彻。
黎澍同志对必然和偶然的关系作了自己的表述。他说：“在瞬息万变的历史活动中，人们的目的互相冲突。一般说来，事件的发生都有它的偶然性，其中有必然性，但它是通过偶然性而起作用的。”（第42页）黎澍同志强调的是偶然性，他没有提到必然性的统治地位和对偶然性的支配作用。这才是引起“误会”的真的原因。恩格斯指出：“在所有这样的社会（指在没有形成共同意志的社会--引者注）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⑩
正是“经济的必然性”决定了在生产实践第一线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他们在历史上的主人翁地位。只有通过他们的活动，才能科学地说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历史，才有可能能进一步对全部历史的种种偶然现象作出科学的说明，并且找出偶然事件背后隐藏的必然联系，使历史学真正成为科学。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57-55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2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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