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作为现实的社会运动，并没有像马克思曾经设想的那样从高度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相反，从相对落后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而自然经济较为发达的东方社会，比如从中国、俄国产生，这是否表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已经过时，是否表明在中国、俄国产生的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其他东西。不，并不是这样。我们应从马克思更广阔的世界历史的社会发展理论角度来考察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背景，由于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历史条件，由于东方社会的内部条件和内部矛盾，东方社会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这种奇特的“历史跳跃”并非是偶然的，它有着内在依据。问题在于，当“历史跳跃”实现后，必须分清什么是可跳跃的，什么是不可跳跃的，自觉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度，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开放，这样才能使东方的社会主义沿着一条正确道路前进。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的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发展理论，当然是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的，但同时又以整个世界的各种不同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作为坐标，从而揭示出历史的间断性、跳跃性和曲折性，揭示出各种典型形态如何转化为非典型形态；反过来，各种非典型形态又如何具有典型意义。从这里出发，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世界历史的社会发展的理论，这一理论以生产力和世界交往作为自己的两大基石：
（一）社会发展起初是在全球几个区域内自然发生的。马克思指出：“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①这里包含客观的自然，即土地、环境，也包含主观的自然，即部落、种族。这一社会发生过程有着不同的自然形态，马克思用儿童比喻它们，“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②粗野、早熟、正常属于隐喻式定义，它表示早期人类社会在各个不同环境、种族条件下，其自然形态是不同的，而这一社会遗传密码的不同，规定着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二）如果各个自然发生的社会长久或永久处于孤立状态，那么历史必然性将是单一的。马克思认为，只要每个社会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的，因而依赖自己的力量取得缓慢的进步，那么每一民族都要重复同一的历史必然性就是毫无疑问的。③可见，历史发展的单线论只有在古代以前，在没有充分交往条件下，才是正确的，如果纳入实际的各民族交往中，单线模式的社会发展立即被混合模式和超越模式的社会发展所取代。人类的交往越发达，离开孤立状态越远，这一更替就越彻底。
（三）由于交往和世界背景，社会自然发生的原生关系产生变形，出现“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④由于历史条件和环境的差别，“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⑤因为交往改变了历史条件，从而也改变了历史进程，使社会发展由单线进入多线，以原始的所有制而言，它本身是“直接的公有制”，但由于历史条件差别，它有“东方形式，这种形式在斯拉夫人那里有所变形；直到发展成对立物，但在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中仍然是隐蔽的--尽管是对立的--基础。”⑥而封建制度，对于法国是自然形成的即原生的，对于英国则是导入的即非原生的、第二级的，“导入英国的封建主义，按其形式来说，要比在法兰西自然形成的封建主义较为完备。”⑦对于资本主义的发生，其第二级的、第三级的、派生的、导入的等等，就更复杂了。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⑧在其他地方，“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⑨在这里，资本主义的发生有五种类型，从原始的、从奴隶制的、从农奴制的、从封建的、从自身的，当然从封建制中形成的是资本主义的典型形态，但由于历史环境和时代的态势即相互交往，历史发生了跳跃，有的跃过了好几种作为必然性出现的社会历史形态。
（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开拓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显然，“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⑩但是作为结果的世界史一旦产生，它又成为原因，使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全球化和普遍化，把一切古老而缓慢发展的民族都推上世界竞争的舞台，它彻底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单线图式，使“每一民族同其它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11）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12）在这一情况下，“世界历史”使社会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是在世界竞争和交往中实现的。这样一来，情况完全是相反的，这就是说，在孤立封闭环境中的社会发展，各民族都会缓慢地经历同一历史必然性，而在开放和竞争的世界环境中，各民族都不会走其他民族所走过的同样的道路，历史在超越式地、加速度地向前发展。
马克思的这一更广阔的世界历史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打开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钥匙：（一）显然，要使中国在封闭条件下慢慢的产生资本主义因素，然后在其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条道路已经间断，它不可能成为现实；（二）走西方化、近代化的道路，只是步他人之后尘，特别是当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时候，再呼唤近代西方的亡灵，亦步亦趋，其结果只是资本主义中一个学步的附庸和仆从罢了；（三）我们只有从自己的现实出发，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立足于社会主义和世界交往，才有发展的前途。应该说，这既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趋势，也是中国人在当代世界的主体选择，同时也是中国这一东方社会结构的内在运动。
西方许多马克思研究家认为，马克思在晚年以人类学研究为中介，由一个社会发展单线论者转化为社会发展多线论者，从而实现了唯物史观的新的转化。这是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曲解。马克思只是认为，在早期人类社会发展中，由于环境的孤立封闭，发展是单线的，而在近代之后，由于交往和环境的变化，社会发展是多线的，这决不能得出早年、中年马克思是社会发展单线论者，而晚年马克思是社会发展多线论者的结论。只要读读马克思在50年代写的，关于社会发展中第二级、第三级、派生的、转移来的、导入的等等关系的论述，问题就十分清楚了。由于交往和相互作用，社会发展的具体模式完全可以是多线的和多样的，但由此决得不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过时的结论。毫无疑问，所谓社会发展的单线和多线的问题，只是指社会发展的具体道路、具体形式，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社会的单线发展（远古、古代）还是多线发展（近代以后）都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即本国的和世界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发展，相对于生产力（世界的生产力）而言，单线与多线只是一个形式和具体模式问题，而生产力是更深层的社会内在结构运动。把生产力、世界交往与社会发展的单线、多线结合起来，才构成马克思的更广阔的包含世界历史在内的社会发展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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