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方社会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马克思在重点研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同时，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关注着东方社会即中国、俄国、印度，形成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东方社会的问题，在70年代后又关注着俄国社会的发展，提出东方社会跨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晚年马克思又热心于研究人类学，仅在1881年，马克思书架上的俄国资料便有120多种，可见其关心之程度。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结构和形态， 对东方社会如何跨过卡夫丁峡谷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东方社会无疑是不同于西欧社会的一种社会原生形态。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相比于其它社会形态，“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13）这是一个社会超稳定的结构，它的秘密在于亚细亚的特点：（一）单个人对土地只有占有权，没有所有权；（二）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三）国家司管财政、军事和公共工程三大部门；（四）专制主义，帝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四大特点形成东方社会与西欧社会的历史、道路、方向的差别。然而对于中国、印度、俄国这三个国家，其发展道路又有差别：（一）对于中国来说，它是东方的典型，具有“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14）它是西方摧毁不了的一种形态。当英国破坏了印度的社会结构时，马克思便预言“在中国，英国人现在还没有这种势力，而将来也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15）中国人会以自己的生机、自己的力量走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当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16）但正如中国哲学不是黑格尔哲学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毕竟是中国的。（二）对于印度来说，它是以村社制度为核心的亚细亚方式，分散而缺乏活力，印度的结果跟中国不一样，“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17）印度失去了“自我”，但马克思仍然预言，“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18）（三）对于俄国来说，它本是土地公有、农村公社和专制制度三位一体的东方典型，但历经1861年农奴制改革，成为一个“半东方”和“半亚细亚”的国家。在俄国的发展中面临两种可能，“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9）即或者从半亚细亚走向资本主义，或者直接走向社会主义。
对于俄国和中国来说，都有一个跨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但这一跨过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条件的。马克思在1877年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信以后，在1881年又给查苏利奇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四易其稿，十分慎重，指出俄国“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的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20）显然俄国的这一跨越非常特殊，但又有其内在必然性。严格说来，主要是三个条件：（一）内部条件，即土地公有制以及大部分人生活在这种公有制中；（二）外部条件，即资本主义的国际环境；（三）主体条件，即必须事先引导到正常状态下，而要实现这一主体条件便要革命，“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21）“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2）可见，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自觉意识到社会发展的跳跃性，并且自觉吸取世界文明和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抛弃资本主义的否定成果，这样才有跨过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列宁遵循的正是这一理论，并从实践上使俄国事先引导到正常状态。当然从马克思的理论到十月革命，有将近30年时间，俄国又经历了一段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但它毕竟还是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典型发展，而是跨过了这一典型发展阶段，走向俄国公社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特殊道路，从而为全世界展现了落后国家如何超越式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这一新的国际环境又加速了中国这一东方古国奔向社会主义的运动。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运动。他认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缓慢地发展，其社会结构的主要特点是：1、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2、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3、封建的经济剥削；4、封建的政治压迫。这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19世纪下半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而破坏，旧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中国革命也纳入到世界革命的大范畴中。在十月革命前，中国革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23）而在十月革命后，中国革命“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24）它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分成上下两篇，上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历史使命，其实质是为下篇社会主义开辟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奔向社会主义，是由国际和国内两大因素决定的。从国际条件而言，“中国革命又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25）从国内条件而言，中国革命的结果尽管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由于这两方面的条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26）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选择显然是符合社会本身发展规律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是早产儿，是中国在20世纪这一特定国际环境中，从自身社会结构出发的内在的必然运动。这一历史选择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一跃而为自主的社会，从而结束了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的屈辱史，它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可以走上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是合乎历史规律的巨大的飞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