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先生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近年来已引起人们重视，并有多篇文章论及，对他的贡献作出很高评价，以前由于历史原因而蒙上的尘埃正被拂去。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一般多注目于他作为中国新史学派领袖、在译介新史学派观点并用以研究、改造传统史学的活动，而对其在史学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上的成就罕有涉及，本文拟就此作些探索。
一
1917年，何炳松应聘任教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两校开设了“西洋文明史”、“历史研究法”、“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等课程，所用教材或自编教材均采自以美国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为首的新史学派著作。在全面介绍新史学派观点的同时，着手研究中国史学，尤其是浙东学派集大成者章学诚的史学，并尝试与西方史学作比较，这是他史学史研究的发轫，但本人并未意识到。
何炳松有意识地从事史学史研究开始于译介西方史学史著作。1925年，他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期间，兼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在该校学生郭斌佳协助下，开始翻译美国史学家绍特威尔（James Thomson Shotwell）的《西洋史学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iy），并于1929年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西方史学史译著。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为了编纂《中国史学史》有所借鉴，他已经拟定出版《西洋史学丛书》计划，欲向国内史学界系统译介西方史学史著作。稍后，着手翻译英国史学家古奇（George Peabody Gooch）《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他对这两部书寄予厚望，“吾人得此二书，则译者计画中之《西洋史学丛书》可谓规模初具矣。”①遗憾的是，后一部书虽已翻译过半，但不知何故未能出版，直到61年以后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耿淡如先生的译本，这不能不说是个损失。
何炳松将西方史学的发展划分为上古、中古、文艺复兴及“后来”（即近代）四个阶段，简述并将各阶段特点与中国史学相比较。上古时代指古希腊、罗马史学，这阶段史著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选择有裨于实际知识之事实”，“搜集足以教训政治家或军事家之资料，其结果为军事史与外交史”，“即吾国所谓垂训主义之历史者是也”。②其代表人物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波利比阿（Polybius）。第二类对笔述或口传之传说无不兼收并蓄，包括异事奇闻、水灾等内容，“即吾国所谓博闻实录之历史者是也”，③以第杜斯（Titus）、利凡（Livy ）和塔西佗（Tacitus）为代表。第三类为“文学之成见”，史学家在史著中发表议论， “即吾国所谓夹叙夹议之历史者是也”，④仍以第二类三史学家为代表。中古时代指中世纪史学，它继承了波利比阿创立的世界史概念，并以君王更替作为划分历史之标准，以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和阿波卡利普斯（Apocalypse ）等人为代表。文艺复兴时期史学家发扬光大了夹叙夹议体裁。何炳松对这一时期“考古学”（或称“古物学”）给予高度评价：“自博学之道兴，学者始习于古代书籍之研究，并叙述各种性质不同之事实以评定古书之优劣……专心搜集关于中古时代习惯、制度、语言、文字之史料及事实，专著及类纂因此出世……循至后来，有系统之研究卒自此种混乱广大之运动中脱颖而出”。⑤西方史学家称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为“博学”时代，适值宗教改革运动。由于长期战乱，很多寺院收藏的图书、手稿及档案资料等流散，大批学者遂乘机收集、考订，形成一股热潮，出现如前所述的各种专著，为史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何炳松称这一时期“与吾国清代所谓‘朴学’者颇为相似。”⑥对近代史学何炳松仅以“后来”相称，未冠以某一时代。他认为科学地研究历史始于这一阶段，特点是“以一种历史研究法研究已往之事实，并依年代次序而编比之”，⑦出现文字、宗教、法律、制度、风俗等各种专史。
何炳松对西方史学史的论述有很多合理之处，他的分期法至今仍为人们沿用。但也存在某些不足，如过分注重以体裁说明某一阶段的特点，而忽略了同一形式下不同的内涵。比如，波利比阿的世界史概念是围绕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地区展开的，认为“单写个别的史事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具有世界通史的眼光，把个别的史事放在世界通史中来衡量，才能正确地予以评价”。⑧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而圣·奥古斯丁世界史概念则是建立在神学基础之上，主张“教会的权力应该高于一切世俗的权力，教会必须统治全世界”，建立一个“永恒的世界性的上帝之国”。⑨这是反动的神学史观，它“支配了西欧中世纪史学思想的发展进程”，⑩阻碍了史学的进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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