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任何成功的史著都要有理论的指导。何炳松对史学理论研究十分重视，包括西方理论与传统理论两方面。他虽受西方史学系统训练，对其理论体系之了解堪称首屈一指；当时又处西方学说大量传入，引起我国学术界激荡的情况之下，但与某些一味否定传统史学者不同，他力图发掘其中蕴含的宝藏，如对刘知几、章学诚这两位集中国史学理论之大成的史学家的研究就是这样。他对刘、章史学理论作了深入探讨，赋以全新解释，并与西方史学理论相比较，得出不少新颖结论。这种创举，乃出自强烈爱国心的驱使。囿于篇幅，择要论之。
何炳松认为，自从刘知几以纪传、编年二体统辖史书以后，史料与著作不分、直到章学诚才明确区分开来，是对中国史学的一大贡献，因为“史料与著作应分两家而后通史之观念方明”。（32）其实，刘知几亦有认识，只是不如章氏明确而已：“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定删成，归于后来之笔”。（33）何炳松也认为刘氏当时、后来之谓，“显然可做章氏所说的‘撰述’和‘记注’的张本”。（34）他还将撰述、记注与新史学派的史著、史料有别观点相比较，认为撰述即著作、记注即史料。至于新史学派最推崇的通史体裁，他认为章学诚早已将这一概念表述得十分清楚，并将章氏极力推崇《通志》、《通鉴纪事本末》作为佐证。他还指出，通史观在刘知几“书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末可寻”里已露端倪。（35）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刘章比较与中西比较均较牵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可说是我国最早的通史观，而刘知几表述的更类纪事本末体；西方所谓通史，最主要的是指包括人类过去全部活动的综合史，与我国通史名同实异。如要寻找相似处，则刘知几提法与西方通史表现形式--章节体略同，均为专题研究。何炳松对章学诚“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36）推崇备至，认为“天人之际”即为新史学派所谓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其实，这个提法出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但章氏更加完备。何炳松对章氏评价极高，将其史学理论提到与西方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对他这样深受西学熏陶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别具只眼、难能可贵的。但是，平心而论，西方史学的这些观点，与我国传统史学并无多少相通之处，章氏本人亦未摆脱封建史学的桎梏。此外，过分抑刘（知几）扬章，亦欠公允，柴德赓先生论之甚详，（37）此不赘述。
注释：
①何炳松：《西洋史学史·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②③④⑤⑥⑦何炳松：《通史新义》第91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⑧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第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⑨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第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⑩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1）（12）（13）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自序》，第2页。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219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15）王玉璋：《中国史学史·自序》，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16）（17）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自序》，第2页。
（18）何炳松：《历代天灾人祸表·序》，上海书店影印本。
（19）（20）何炳松：《通史新义》，第114-119页。
（21）何炳松：《历史上之演化问题及其研究法》，《史学与地学》第4期。
（22）（26）何炳松：《历史研究法》，《民铎杂志》第10卷第1号。
（23）何炳松：《〈史地丛刊〉发刊辞》。
（24）（25）何炳松：《历史研究法》第69、74页，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27）何炳松：《通史新义》第114-119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28）何炳松：《通史新义》第187页，《历史上之演化问题及其研究法》。
（29）郑振铎：《悼何柏丞先生》，《读书通讯》第117期。
（30）何炳松：《〈史通〉评论》，《民铎杂志》第6卷第1号。
（31）同（22）。
（32）同（27）。
（33）（35）刘知几：《史通通释·史官建置》，《惑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4）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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