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欧中世纪，无论是商品经济衰落时期还是恢复发展起来之后，乡村在政治上剥削城市，城市在经济上剥削乡村（17），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西欧整个中世纪的历史都是“在城市和乡村对立的状态中进行的（18）”。由于城乡对立，当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无法深入农村，只能先在城市内部发挥作用；货币资本购买的劳动力也只能先运用到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也就首先在城市手工业中产生了。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经济和生产关系向乡村渗透，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向乡村发展时，遇到的仍然是封建庄园经济的顽强抵抗，庄园的土地不能买卖，庄园制衰落后直接产生了大土地所有者，土地仍为封建主所垄断。商业资本投资农业时只能从封建主手中租借，再雇佣原来的农奴耕种，从而形成了大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三重关系。加之租地农场主除原来的庄园管事转化来的少部分人外，多是工商业者出身，不兼封建领主身分，容易把城市中早已发展起来的一整套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带到农业中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在农村扎下根，就迅速发展起来，与城市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虽然在本质上有对立的一面，但由于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土地私有权的存在，贫富升降不定，以“富而不贵”的普通地主为主的乡村地主阶级与城市中虽然富有但一直是官府抑制对象的工商业者之间，以及乡村小农与城市小工匠小商人之间，在政治上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经济上更是彼此依赖的互补关系，因此，城乡对立表现得并不明显，而更多的是同一和融合。其融合的主要结果，便是土地买卖导致的地主与商人合一。地主可以经商，商人也可以购买土地，土地成了最大的商业资本集聚之处；与之同时，大批小农在土地兼并中沦落到无立足之地的境地，给土地所有者提供了充足的劳动人手。土地所有者可以用租佃方式经营，也可用雇工方式经营，加之封建政府抑制商人兼并农人即阻止农民弃本从末，而对农业中的雇工很少干预，就使得雇佣关系较早地和持续地在乡村发展起来，伴随着地主制经济的确立，在农业经营中首先形成了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才转向了城市手工业之中。
在此，有必要商榷一个问题。有人主张考察雇佣关系的性质要沿用郭沫若先生研究古史分期时的方法，不能单看劳动者是否有人身自由，更主要的是看雇主的经营性质。这对考察手工业雇佣劳动是适用的，在农业上却不然。诚然，马克思说过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之一是“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的农业资本家”，利润与地租的“分离正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19）”，但在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下，全部剩余价值不仅在观念上表现为地租，在实际生活中地租与利润也是合一的，大土地所有者与农业资本家（的因素）都集中在地主身上，并且雇工剥削只是地主经营地产的辅助手段，单独考察他们身上的农业资本家因素，他的收入的哪一部分是利润，恐怕是很困难的。从雇农一方考察也是这样，有的雇农兼有半自耕农或佃农身分，即使由一无所有的破产农民构成的雇佣关系也首先是封建经济的产物，不一定都含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譬如我们以自由起移作为雇工自由的主要标志，但就雇工自己而言（特别在战乱灾荒频繁的时期）并不一定希望过多地起移；一旦成为常年的、终身的雇工，就与奴仆的地位接近了。只有把雇佣关系双方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放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来考察，才不致于因雇主是出租土地的封建地主而忽略了雇佣关系中的新生产方式因素，也不致于因强调雇工数量多和破产程度深而将这种因素夸大。
以上只是从中西方封建经济的不同特点方面概括而言之。自本世纪三十年代提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就历次讨论的情况来看，分歧主要产生在判别标准方面。为了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得出接近历史实际的结论，首先必须统一判别问题的标准。如果前面所谈基本可以成立，那么，就判别标准而言至少应该注意两个方面：
其一，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封建社会末期出现，是西欧中世纪经济结构的特点所使然，不一定是普遍规律。关键要看与西欧中世纪末期的雇佣劳动相似的雇佣劳动产生于何时。
其二，资本主义萌芽首先从手工业中产生，然后才发展到农业上，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事实，而不一定是资本主义“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关键要看与西欧中世纪城市手工业中的雇佣劳动相似的雇佣劳动首先产生于何处。
还应补充一点，我们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不能孤立地考察，还应该与古代史分期问题结合起来。在我国断代史的研究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治战国、秦汉、魏晋史者，常把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的界标划在自己研究的段内；治唐以后的断代史者，却大都把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时间定在自己研究的段内；打通来看，似乎奴隶制与资本主义萌芽相衔接了。这可能是由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使然：自战国迄明清的地主制经济时代的各个朝代都以封建制为主体，同时既有奴隶制残余，又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是“三代同堂”的社会形态。只是奴隶制残余在逐渐削弱，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在缓慢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在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打破先入为主的观念，充分注意中国历史与西欧相比较而言的特殊性，时刻牢记列宁的一句名言（20）：不同民族走着同样的历史道路，但走的是各种各样的曲折小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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