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十年来我国史学的发展，也象社会历史的发展一样，走着曲折的路，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分为不同的时期。在笔者看来，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开始于新中国的成立，大致结束于“反右”斗争，即1949年到1957年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史学发展的基本情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领了史学阵地，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成了史学界的共识。史学领域特别是中国古代和近代史领域的许多重大问题，多半是在这一时期提出并展开初步争鸣的。这一时期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尚未译介到国内，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历史研究和向苏联史学学习难免带有它的初期阶段所容易产生的简单化和教条主义倾向；学术批判更有类似情况。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史学日渐繁荣，史学界踔厉风发，学术空气正常。
第二个时期，开始于“反右”斗争，结束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即1957年到1966年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史学发展的基本情况是，在对上一时期已经提出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争鸣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运用日趋简单片面和教条主义日益严重。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不同的阶段。在所谓“大跃进”阶段，上述倾向尤为明显，不必要甚至错误的学术批判缺乏学术性，求实研究的考证之作的学术价值被不适当地贬低，空疏和浮躁弥漫，以论带史寝寝乎极端化为以论代史。1960年以后的困难时期这种情况曾经有所改变，史学的各个领域都曾有过短暂的活跃。然而为时不久，在现实生活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号召之下，在史学研究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又被夸大，教条主义简单化之风日烈，学术批判的调子越唱越高，经得起检验的学术论著也越来越少。
第三个时期也就是十年浩劫时期。这一时期史学领域的基本情况是，说不上有什么真正严肃的学术研究，客观历史过程和历史科学都被亵渎和随意摆弄。相应地唯物史观被曲解为主要只是阶级斗争学说，阶级社会的历史也被歪曲为只是阶级斗争史。“评法批儒”之后，中国历史又被曲解为无所不在的儒法斗争史。“影射史学”弥漫史坛。整个十年，实事求是的学风被否定，真正严肃的史学研究大体中断，真正的史学家大都在劫难逃。
第四个时期，从“文化大革命”结束直到当前。这一时期历史学的基本情况是：正本清源，百家争鸣，史学同样也面临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这一时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几年，史学也象其他学术领域和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一样，开展了对浩劫期间流行的种种谬论及其在史学领域制造的混乱进行严肃批判，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第二阶段，一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巨大发展变化面前，史学由于自身发展滞后，不能很快适应这种变化，出现了所谓“史学危机”，从而促使史学界对史学自身的历史、现状、功能和如何发展以满足现实的需要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二是在史学原有的各个领域都开展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开阔了视野。三是相应于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史学也结束了过去的封闭局面，西方的一些史学著述、理论方法和学术信息逐步介绍到国内。四是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对史学领域也有所影响，表现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曲解中国历史，贬低甚至否定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因而至少就当前的史学研究来说，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史学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
以上是笔者对四十年来我国的史学发展情况的初步看法。就四十年来我国的史学发展来说，如何分期以及对各时期基本情况的概括和估价自然会有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在四十年来我国史学发展的不同时期，都共同地和突出地显现出如下一种规律性现象：现实政治生活比较强烈地影响和制约着史学的发展，可以使它正常和充满生气（第一个时期），可以使它有所发展但路子越走越窄（第二个时期），可以使它萎缩倒退甚至窒息畸形（第三个时期），也可以为它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推动和促进它的发展，为它指出正确的方向和启迪它纠正自身的失误（第四个时期）。
如果上所云云大致不谬，那么我们就还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种现实政治生活对史学发展比较强烈的影响和制约，又总是比较直接和规律性地表现为：当着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或比较正确，符合或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现实政治生活正常或比较正常，因而也能正确或比较正确地制订和贯彻执行对待学术研究的具体政策，正确或比较正确地对待和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时，这时现实政治生活对于史学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是积极的。这种积极作用对于政治自身，也同样存在。就是说，这时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符合或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它既包括和吸收了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学对于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国情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的积极成果，同时又启迪了历史研究的方向，提出新的课题，预示新的领域，推动和促进了史学的发展。而历史研究的深化和具体历史发展规律的阐明，又自然在较高层次而不是在对现实具体政策“注疏”的意义上，表明了现实政治的合理性，从而有助于人们深刻正确理解现实政治关系，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历史和现实认识的自觉性。而这，又正是正确的政治和路线转变成物质力量所十分必要的。这时，现实政治与史学之间是一种良性循环。反之，则是一种非良性甚至是一种恶性循环。十年浩劫时期就是这样。这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逆历史潮流而动，劫持史学为之帮腔，史学成了歪曲历史和愚弄人民群众的工具，其自身也被扭曲。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史学都不是完全消极和被动的，但是主要的和决定者，则是政治，是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由此而产生的对包括史学在内的整个学术文化的具体政策和导向。四十年来我国史学的发展，一再展示了现实政治生活对于史学比较强烈的影响和制约，显现了后者对于前者的从属性，说明了史学的盛衰荣枯绝非是一个单独孤立的学术事实，而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与整个党和国家的步履维艰或康庄阔步，共振同频。
表面上看，不是也有相反方面的事实吗？比如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于文化领域的批判其中也包括史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反而出现了史学危机。否！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于文化其中也包括对史学的批判，十分明显，那既是前此政治导向上“左”的继续和发展，更是政治图式预定之后的借以发端之举，关键仍在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所谓“史学危机”，不过是史学转机后的清醒、自我认识和对“影射史学”的唾弃，以及在新条件下对史学的更高要求，因而是告别畸形和恢复常态的起点。没有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史学哪里会有这种危机感？在这里，史学同样是从属着现实政治生活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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