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四十年来现实政治生活对于史学的影响和制约，这对怎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今后我国史学的繁荣发展和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体系，是有积极意义的。
如前所述，四十年来现实政治生活对于史学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这种影响和制约消极的和应予否定的方面，总是存在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处于正确或比较正确，现实政治生活不是正常或比较正常的情况下，表现为违反学术发展规律，不是提倡和鼓励学术研究中的争鸣、争论、探索、切磋和为之创造条件并加以引导，而是横设禁区，多所忌讳，把单纯的学术争论和问题，上升到非学术性的政治和阶级斗争的高度，进行简单的非学术性的批判，甚至以非为是和以是为非。这种情况的最终发展和极端，就是十年浩劫时期的文化专制主义、禁锢思想和影射史学。现实政治生活对于史学影响的制约的消极方面，终于发展到如此地步，笔者认为，这就是四十年来，我国史学发展规律性现象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为我们在评价现实政治生活对史学的影响和制约，提供了依据，同时对于如何繁荣和发展历史科学，也提供了直接的和有益的启示：既然史学作为观念形态，天然地有着对于政治的从属性，既然四十年来现实政治生活对于史学的影响和制约，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史学繁荣发展的关键和第一位的问题，仍然是党和国家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史学的“小气候”有赖于整个党和国家的“大气候”。
经过数十年艰苦探索，付出了惨重代价，中国人民才在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明确了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国家未来的保证。这种科学的认识和结论，是基于对国情的洞察，也包括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其中自然有数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历史中包含着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发展。以阐明历史发展具体规律为最高职责的历史科学，因其研究对象与现实的联系而先天地具有着现实性的品格。为现实服务，既是史学的主要社会功能和价值所在，又是作为观念形态的史学自身的属性。当前现实的政治关系既为史学的繁荣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也向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十年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证明，史学不可能也不应该背离这种体现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现实政治生活对它积极的影响、制约和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立国之本的四项原则之一，也是史学成为科学的根据所在。象几十年来现实生活中各种成就和失误，无不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理解运用或偏离直接相联系一样，史学的健康发展与走上歧路，归根到底也与坚持或是离开马克思主义息息相关。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在史学领域的反映，诸如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以及试图脱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用所谓“新理论”、“新方法”来解释中国历史的“新说”同样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对于史学本身来说，它的生命力与科学性，都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四十年来史学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上，史学的“小气候”固然有赖于整个国家的“大气候”，但是史学本身也不完全是消极的和被动的。它对现实政治生活不单有着从属性，而且有着积极的反作用。这是因为，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和被证明为科学历史观，就是基于马克思对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历史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必将继续证明甚至丰富唯物史观。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所以是历史的选择，体现了历史的要求与自觉，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和对中国国情的本质认识。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诚实严肃的史学研究，必将更深入具体地阐明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和中国的国情。上述两者既是现实对史学的要求，又是自身健康发展和繁荣的保证。
四十年来我国史学的发展还表明，作为观念形态和文化现象的史学，除了有对于政治的从属性之外，还有着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规律。为了有利于史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它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必须着重史学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规律。所谓史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是指：它虽然对于一定时代一定政治具有着从属性，但对于具体的政策规定则不具有这种性质。它的有些分支学科、部门、领域或课题，可以也应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体现一定政策的正确性。实际上，具体的一定的政策及其所体现的现实的要求，也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史学某些分支学科的发展、开辟、扩大或转移史学的领域。但就整个史学来说，由于其内部的分工不同，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不同，与具体一定政策的关系也不同，因此它不可能更不是必然地与一定的具体的政策有什么联系。四十年来我国史学的发展证明，向它提出这样的任务，降低了对史学的要求，也限制了它的发展。这非但是因为史学为现实服务是多种形式和内容丰富的，而且还因为，任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政策甚至政治，都必然包含着史学对于具体历史规律的揭示和对于具体历史真理探求成果的吸收，这就使史学对于具体的一定的政策甚至政治，具有着导向性的意义，远非只是在它们产生之后，对其存在的合理性有所说明才算为之服务。
所谓史学发展的内部规律，这是由史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所决定的。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已成为历史的人和事，不可能重演，无由再现。因此，历史真理的获得和它被证明为真理，被证明为符合历史实际，往往不是通过直接的社会实践，更多的是通过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而复原的历史面貌的认识和理论思维而获得。因此，历史真理的检验和证明，更多的是经由历史研究自身，通过研究中不同意见、见解、结论和研究方法的争鸣、辩难、评论、取长补短和溶合吸收而逐渐获得。由此可以说，百家争鸣是史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和必由之路。由于史学研究对象的上述特点，使得它与其他以现实生活不同领域为研究对象，因而可以更多地通过现实生活实践来检验和证明其然否的学科相比，其繁荣和发展，要更多地依赖和表现为争鸣。四十年来我国史学发展的历程证明，来自史学以外的对史学的干预，违背了史学发展的这个内部规律，往往不利于史学的发展。
四十年来我国的史学发展还说明，坚持历史科学的学术性和学术研究的性质，既是史学自身发展规律受到尊重和史学健康发展的保证，又是作为方针政策的百家争鸣贯彻的必要条件。所谓坚持历史科学的学术性和学术研究的性质，就是坚持从对历史的研究和从历史科学本身引出应有的观点和结论，而不是从外部把与历史研究和历史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引以为历史研究和历史科学的结论。马克思在论及科学上的诚实与卑鄙并将李嘉图与马尔萨斯加以对比时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李嘉图具有“科学上的诚实”，而马尔萨斯在“在科学上的结论，是看着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反动分子的‘眼色’捏造出来的”。马克思得出结论说，“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9章）作为观念形态的史学和生活在现实中的史学家，现实社会自然会对史学特别是史学家有所影响。这里关键的一条，就是坚持历史科学的学术性和学术研究的性质，由史学自身而不是由外部引出自己的应有的结论。这当然也不一定能保证结论的正确，但却是获得正确结论的前提条件，而“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则永远不可能获得正确认识，并把科学引向歧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时对史学影响的种种表现，就属于这种性质。它不具有科学上的诚实，而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种先入为主之见的产物。
总之，综观四十年来我国史学发展的这种规律性现象，笔者认为，它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和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就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历史科学的根本，那么四项基本原则下的百家争鸣，则是史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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