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四十年来我国的史学发展中，现实政治生活对于史学有着强烈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表现出史学对于政治生活的从属性，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我们研究和认识这个规律性现象时首先应该计及的。
第一，政治和史学自身的本质属性问题。
作为经济集中表现和一定阶级关系的政治，归根到底表现为国家政权。新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服务于新的经济关系，同时，它也要求一切意识形态领域适应这种经济关系，和服务于其自身的巩固发展。唯物史观揭示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历来都是如此。它的区别只是在于主观上认识或没有认识这种关系，因而自觉或不自觉罢了。
再看史学。史学研究对象是已逝的客观历史过程，不是现实。但是现实与历史二者之间又是息息相通和紧密联系着的。并且由一定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主所构成的一定时期的史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则属于各该时期意识形态范畴。它虽然有着相对的独立性，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4页）。历史学在本质上具有着对于政治的从属性。由于史学这种现实性的品格，因此，不论它的存在形式如何，也不论史学家的主观意愿如何，从本质上和总体上来说，它都是各该时期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反映。不是直接的反映，就是间接的反映。学术属于时代，史学也是这样。由于政治和史学的这种性质和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因此，现实政治生活对四十年来我国史学的发展有着比较强烈的影响和制约，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实则古今中外，大体皆然，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表现形式各异而已。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揭示并将更深刻地揭示史学与政治这种复杂而又单纯的关系。
第二，政治与史学在根本观点和方法论上的同源性。
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政治体制上的根本特点，决定了它的政治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四十年来我国的史学，从指导思想上来说，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理论和方法论的史学。二者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是同源的和共同的。这种同源性和共同性，不是任何个人或政治力量的主观要求，而是历史和现实的结论，也是史学成为科学的必由之路。虽然讨论这个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不过我认为有一点是十分明确和肯定无疑的，这就是：纵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无论在政治生活领域或学术领域，都曾经出现过偏离、违背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情况，但由于党和国家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和它在思想理论上的指导地位，因此，凡偏离、违背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仍然不能不辩解自己的实践和指导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正是由于这种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同源性和共同性，和史学对于政治的反映与从属的性质，四十年来我国史学与现实政治生活的关系，便形成如下局面：当着党和国家总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符合或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便也能正确或比较正确地处理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尊重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发展规律，史学便不同程度地繁荣发展。反之，现实政治生活中违离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总的说来便也很难坚持。坚持者固不乏人，但这已不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倾向，并且那结果，更是学术界所熟知的。
言至此，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资产阶级统治下资本主义的政治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包括学术思想，它们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体系上，从总体和根本上说，不也是同源的和共同的，同属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范畴，为什么在那里现实政治生活与学术之间关系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呢？
撇开资本主义统治以来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各种复杂情况不说，笔者认为，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唯物史观和历史事实都无可置疑地揭示，意识形态包括学术思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于它由以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同样具有着从属性。二是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为了寻求其最恰当的意识形态形式包括学术思想，都走过曲折的路。三是象资本主义政治以自由相标榜和为旗帜一样，那里的学术也无不以纯客观和自由研究自诩。这从本质论的观点看问题，难道不都是资本属性在不同领域的不同表现形式吗？四是这种纯客观和自由研究，固然为学术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创造了条件，这种学术自身也不乏真理的颗粒和值得肯定与借鉴之处，然而当学术对于科学真理的追求超过某种限度，纯客观和自由研究的局限性甚至虚伪性便也显现出来。以史学而论，在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支配下，虽然也曾有过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肯定与追求，但是总的说来，它正是以对历史规律的否定为根本观点的，特别是在现当代更是如此。这也正是资本统治的需要。总之在笔者看来，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样，一种制度下有一种有利于自身的学术发展的最佳选择。
第三，我国古代的史学传统。
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中国的史学向以源远流长、连绵不断、史籍丰富和鲜有其匹著称。不过史学史也表明，我国古代史学中的史论并不发达，史学缺乏对于自身的理性思考。突出发展的历史编纂学，是记事，所谓“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旧唐书·杜佑传》），特别强调的是它的经验性品格和意义。因此，评价史家和史著的最重要标准便是是否实录直书。刘知几说“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许慎释“史”，更谓“史，记事者也，从义持中”。历史是过去了的人和事，实录直书当然重要。然而这种实录直书的根本指导思想，则是政治上的君统原则与人事伦常合一的政治伦理道德观，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而下的旧史家所称道的良史董狐，不就在于他的“书法不隐”吗？历史学的功能是忠君资治和匡世正俗，“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由此而古代史家所特别强调的“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的叙事，其主要内容则是“书功过记善恶”（《史通·叙事》），“史之为务，申以劝戒，树之风声”（同上，《直书》）。这样，叙事的片面便显而易见，许慎所谓“从义持中”更大可怀疑。而自《史记》确定了“正史”规模后，以纪传为本单位的修史模式，便成了百代之宗，《史记》的写作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以后，这确实成了“史家之绝唱”，《史记》以下的“正史”，便都只能是“穷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使读之者“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以达到“劝善惩恶”（《史通·史官建置》）的目的。史学的功能如此，这与史学和史书一直都是官府之学和官书直接联系着。商周甚至更早时期就有史官。唐代开国史馆，确定了当代为前朝修史的格局后，历代相沿不废。由此而中国古代史学突出发展了历史编纂学，为数不多的史学理论著述，也多半强调的是历史的经验性品格，对于史学自身，主要讨论的是历史编纂学及其相关问题。
梁启超在他的《新史学》第一章《中国之旧史》中，就对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史学有所讥评。他认为传统史学“推其病源，有四端焉”。这“四端”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此说虽有偏颇，然亦不无言中肯綮之处。四十年来中国的史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它对于自身即史学发展史的研究，在几年之前，仍相对薄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史学包括它的优势与不足，对于新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影响。
民主革命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确实有着至今仍然值得称誉的优良传统。以李大钊为代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史学，可以说是同时的。开始用唯物史观阐述历史、变史学为科学，和以历史科学为武器参与民主革命斗争，也是同时的。真正做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大革命失败之后，革命者和反动统治者都转向历史，从历史中寻求自己的根据。二十到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和社会性质的论战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斗争，史学领域的论争，更是以史学论争为表现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因此，这场论争的革命斗争意义甚至超过了史学发展自身的意义，由于它直接宣传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驳斥了“马克思主义不适用”和“共产主义不合国情”等种种反动论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更是在党的直接领导组织之下，著书立说和参加对各种与历史学有关的反动学说的批判。
上述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充分说明了中国历史科学产生成长和发展的全过程，都是作为革命中思想文化战线的一翼而存在。与当时革命斗争这种政治形势紧密配合和为它服务，并且较好地做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为民主革命的胜利立下了功劳。解放后新中国史学的发展，无疑包含着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继承，既继承了它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的方面，也继承了它的与现实政治形势紧密结合，为政治甚至政策直接服务的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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